【摘要】日本曾是世界上居民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人口急剧老龄化、可支配收入不增反降、失业率上升等，其居民储蓄率快速下降。未来日本居民储蓄率的走势也将主要取决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与居民收入增加与否。作为亚洲的发达国家之一，日本储蓄率变动对东亚乃至世界经济都有一定影响，对于同日本20世纪80年代面临相似高储蓄率问题的中国，找到储蓄率和消费增长之间的平衡点，是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日本 居民储蓄率 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F833 【文献标识码】A
日前，日本内阁府发布2020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初值显示，剔除物价变动因素后，日本本年度第二季度实际GDP比上季度下降7.8%，按年率计算下降27.8%，降幅创二战后最差纪录。断崖式的经济滑坡必将给日趋下降的日本居民储蓄率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从经济学角度，GDP中的储蓄包括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三部分。从日本现实情况看，居民储蓄率变动较大，企业储蓄率较高，政府储蓄为负数且相当严峻。日本曾是世界上居民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最高时曾超过20%，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呈下降趋势，2013财年甚至跌为负增长，2017财年和2018财年虽然分别回升至2.5%和3.2%，但仍属于偏低水平。日本作为亚洲最发达的国家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其储蓄率变动对东亚经济与世界经济产生的效应及启示，值得关注。
工资收入稳定增长、政府对储蓄实施优惠政策、日元升值等，是20世纪90年代之前日本维持高储蓄率的原因
战后日本长期保持较高的居民储蓄率（如图1所示），高速增长时期大体在15%以上。彼时，旺盛的设备投资使企业部门一直处于资金不足状态，而居民部门每年将收入的相当部分用于储蓄，这样家庭的剩余资金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充足的资金，亦即居民的剩余资金填充了企业资金的不足。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有多种原因，而长期形成的高储蓄率，对促进经济的繁荣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20世纪90年代之前，日本之所以能维持高储蓄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工资收入稳定增长，消费品供给相对不足。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初期，工资增长速度很快，但消费品供给不足。消费水平的上升追不上经济增长速度，使得储蓄率大幅增加。而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后期，随着洗衣机、彩色电视、电冰箱、空调等耐用消费品供给量的增加，消费额也随之增加，尤其是收入进一步上升，使得高储蓄率得以维持。另外，日本企业有发奖金的习惯，这一点与欧美有所不同。一般来说，每年在夏季和年末发两次奖金，总额约为6个月的工资。在高速增长时期和泡沫经济时期，企业效益都比较好，集中发放的奖金也容易用于储蓄。
第二，日本养老金与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够成熟，居民担忧老年的生活，因此积极储蓄。战后日本三世同堂（父辈、子辈、孙辈）大家族的传统家庭结构逐渐崩溃，而转变为核家族结构（指夫妻或者是夫妻<单亲>与未婚的子女所构成的家庭），过去的养儿防老习惯和结构逐渐终结，养老只能靠自己，因此这成为增加储蓄的动因之一。
第三，政府对储蓄实施优惠政策。在1988年之前日本政府为鼓励居民储蓄而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可免除总额900万日元存款的利息税。具体内容如下：对300万日元以内小额普通储蓄存款利息不征税、对邮政储蓄300万日元内的存款利息免税，此外，利用“特别公债非征税制度”等优惠制度，还可免除300万日元以内的存款利息征税。
第四，日元升值也是日本居民储蓄率上升原因之一。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被迫升值，汇率从200多日元兑1美元剧烈升值为100多日元兑1美元，导致国内资金过剩，催生了泡沫经济的形成。在资产效应的作用下，房地产和资产价格迅速上升，直接导致居民手中的资金大量过剩，也促进了居民储蓄率的上升。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高储蓄率对日本经济乃至世界经济起过积极作用，但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使日本陷入“高储蓄两难”的困境，带来贸易不平衡，加剧了日本与欧美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在日美发生贸易摩擦时，美国就认为居民高储蓄率是日本长期保持经常账户顺差的根源，同时认为政府对储蓄的优惠制度是日本居民高储蓄的主因。无奈之下，日本只得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刺激内需，从而埋下了日本财政长期赤字的祸根，也助长了泡沫经济的形成，导致产业空洞化，最终使日本经济产生停滞和衰退。
人口急剧老龄化、可支配收入不增反降、失业率上升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居民储蓄率下降的原因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居民储蓄率一直呈明显下降趋势，2013财年甚至降为负值（如图1所示）。当然这一年属于特殊情况，由于2014年提高消费税，消费者扎堆消费，导致储蓄率急剧下降，其余年份依然维持较低的正增长。日本居民储蓄率下降是因为支撑日本居民高储蓄率的以下基本条件都发生了变化。
一是急剧老龄化以及社保制度发生变化。从长期来看，人口急剧老龄化是居民储蓄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1970年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的比例为7.1%，而2018年上升至28.5%。同期，日本的居民储蓄率从20%下降至2.5%。老龄人口迅速增加意味着无职业家庭的急速增多。统计数据显示，相当多的无职业家庭的储蓄率为负数。2000年以后无职业家庭储蓄率的负数幅度越来越大，全国的居民储蓄率降为个位数。另外，无职业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养老金，2000年以后日本养老金处于慢性减少状态，而社会保险费用和保健医疗支出却不断增加。如2000年实施“看护保险制度”后，增加了新的保险费用，随之医疗保险、看护保险的个人负担部分有所增加，这种制度变化也导致老人储蓄被支取部分进一步增加。
领取养老金年龄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下降产生影响。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厚生养老金的给付起始年龄已经开始延后。日本将领取养老金的定额部分（相当于年金制度中的基础年金部分）的年龄由原来的60岁延至65岁，且直到2013年才完成实现65岁领取厚生养老金（定额部分）的改革。这一期间养老金的领取很不稳定，老年人不得不通过支取储蓄来维持生计。因此也在客观上降低了居民储蓄率。
二是居民收入特别是可支配收入不增反降。一般来说，居民储蓄率与收入成正比。收入越高，才能有更多的余力储蓄。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和20世纪70年代的工资收入每年都是两位数的增长。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的工资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08%。另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居民储蓄率与可支配收入的关系更大。储蓄决定消费，消费与储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除去应缴税金和社保费用的可支配收入，再减去消费支出，就等于储蓄额。在可支配收入减少与税收、社会保险费支出增加的双重作用下，拉低了居民储蓄率。另外，如前所述，从2000年起实施的“看护保险制度”，增加了社会保险支出，也相应减少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2013年以来，日本内阁出台“安倍经济学”政策，主张通过增加工资和就业来振兴经济、克服通缩或物价下跌。诚然，“安倍经济学”实施以来，日元大幅度贬值，大企业出口顺畅，企业的日元结算利润剧增，降低了生产成本，企业收益迅速上升。但是，企业并未将所获利益还原于社会，用于增加工资的部分很少，而是更多地用于企业留存。据日本劳动厚生省的统计，2015—2017年间职工人均月现金收入与上年相比几乎为零增长，而有些年份实际工资甚至为负增长。收入不增加，居民紧衣缩食维持，勉强维系正常生计，根本谈不上增加储蓄。
三是失业率上升，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居民储蓄率与就业形势、就业结构也有很大关系。一般来说，就业稳定，收入便可稳定增加，储蓄率也会相应提高。从长期统计来看，日本的失业率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比较低。1990年之前日本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2.8%以下，而且就业结构也比较合理，再加上居民收入稳定并呈上升趋势，因此居民储蓄率也一直保持较高水平。
但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失业人口增加，失业率不断攀升，到2002年上升至5.4%，此后有所下降，但在2012年依然保持在5.1%。失业率上升，就业人数减少，收入就会减少，储蓄率自然会下降。2013年以后就业人数有所增加，失业率持续下降，2016年降至3.1%，2018年更降至2.5%。一般来说，就业人员增加应当拉动居民储蓄率的提高，但这一时期储蓄率却没有上升。究其原因就在于日本的就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即非正规就业（临时工）比例不断上升。据日本总务省《劳动力调查》的统计，日本的非正规就业比例从1990年的20%上升至2018年的40%。正规就业人员（正社员）和小时工、临时工等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工资水平与待遇是完全不同的。仅从工资上看，非正式就业人员只有正规就业人员的六成左右，而且用人企业还不负责给临时工缴纳各种社会保险。雇佣非正规就业人员对企业来说，大大降低了用工成本而且增强了企业用工的灵活性，企业总体利润上升，但社会工资总额并未增长，因此也不可能拉动居民储蓄率的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