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舆论场：非理性言论甚嚣尘上，围绕社会制度优劣的博弈重新浮现并可能激化
国际舆论环境是国家发展外部环境的重要一环。由于历史原因，以英文国际媒体为代表的欧美主流媒体在国际舆论场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而这些欧美主流媒体背后又总是闪现着国际垄断资本和欧美主要大国、活跃政党的身影。有观察者认为，“这些媒体都是操控在同一批人手里，或者说操纵在同一类人手里”。而这“一批人”或“一类人”基于自己的价值、信仰特别是狭隘利益，对快速成长的社会主义中国通常并不友善。仅就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而言，国际舆论场上就出现了大量针对中国的污名化言论，诸如“中国病毒源头论”“中国不透明论”“中国转移责任论”“中国问责论”乃至“中国崩溃论”，林林总总，令人错愕。某些反华政治势力或团体甚至利用远程控制的“机器人账号”，协同转发海量针对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假消息，致使国外公众对中国产生了新偏见、新误解与新误判。中国所面临的外部舆论压力也因此陡然增加。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制度竞争话题再度浮现并有可能进一步发酵。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制度竞争话题在国际舞台上通常不会被公开提及，但其从未真正消失过，而是以隐蔽形式存在着，采取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抱持不同信仰和价值的政治精英，对此心照不宣并通常暗中较劲。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既是对不同国家治理模式、治理能力的检验，也是对不同社会制度优越性的展示。社会主义中国的出色表现和资本主义制度领头羊美国的狼狈不堪，使得社会制度竞争话题再次浮现。《华盛顿邮报》发文称：抗疫考验着东西方不同模式。法国政治学者布鲁诺·吉诺（Bruno Gino）撰文指出，现实可能会令一些所谓的自由世界媒体不爽，但他们需要习惯这一点。中国做到了别的国家从未做到之事：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大规模动员战胜了一种流行病。吉诺甚至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将见证西方体制的垮台。知名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在其社评中也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得到迅速遏制令人印象深刻，中国“为其他国家树立了鼓舞人心的榜样”。面对这种不无尴尬的情势，欧美国家的各界精英自然心有不甘。他们中的一些人或公开诋毁中国，或为自己所拥戴的体制进行辩解。3月下旬，美国驻波兰大使乔琪特·莫斯巴赫（Georgette Mosbacher）多次在推特上发文，完全否认中国抗疫成果，公开诋毁中国现行制度。同月底，以西方制度卫道士著称于世的弗朗西斯·福山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撰文，虽然承认中国抗疫的成功和美国抗疫的失败，但明确拒绝以体制论高下的观点。他延续自己的既有思路，将中美抗疫结果差异拉到所谓的“国家能力”议题上。4月12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评论文章，公然断定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是造成新冠肺炎疫情扩散的“人祸”。可以预见，重新浮现的社会制度竞争议题肯定不会很快消失。面对优越性益发凸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将为捍卫其制度的合理性而竭尽全力，在对华舆论战方面可能会采取一些出人意料之举。
就中国方面而言，最近几年来，主流媒体特别是部分英文媒体的国际影响力确实显著上升。比如，今年4月30日，新华社发布一则动画视频，以兵马俑“VS”自由女神的形式驳斥美方对中国的抹黑行为。该视频一经发布，立刻引起国外网民和欧美媒体的注意，短短1分半钟的动画，就收获了150多万次观看、1.5万次转推、2.8万次点赞。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法国《费加罗报》（Le Figaro）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也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它们虽然都将该视频称为中国的“政治宣传”，但也承认其中自由女神的话语有迹可循。
不过总体而言，中国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的国际影响力与欧美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部分欧美媒体的荒腔走板、狭隘偏私也给中国公众好好地上了一课。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在国际舆论场上持续发出强有力的中国声音，争获更大国际话语权，塑造更好中国形象，以为中国发展创造更为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对中国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来说，仍是一项十分艰巨但又不得不努力做好的大事和难事。
在正确运用统筹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的基础上，全力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当今世界已经并将继续发生多方面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某些特点，改变了某些态势，加剧了某些趋势。无论如何，世界“再也回不到过去了”。对中国而言，上述新变化、新态势、新趋势恰好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时间段上重合，挑战直接而严峻，如何有效应对十分重要。我们应当在正确运用统筹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的基础上，努力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继续强化“四个自信”。“四个自信”是中国悠久的历史特别是波澜壮阔的现当代史的有效积淀，是改革开放辉煌成就的科学结晶，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克服万千困难、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要充分利用好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激发出来且广受肯定的民心、士气和强大凝聚力，努力把“四个自信”转化为应对外部环境的新变化与新挑战、推进国家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
二是努力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本态势。解决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各种内外挑战，都在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其中关键是要保持经济平稳、持续、健康的发展。面对新科技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新产业革命，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剧烈的冲击，中国经济应当在稳住阵脚的基础上积极进取，努力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与此同时，还要稳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治理体系，促进体制机制改革和治理能力建设的转化与融合，激发和凝聚全社会的创造力。
三是更加积极地推动全球化向更为包容、普惠和平衡的方向发展。作为一种历史必然趋势的全球化犹如百川汇成、包容宏阔的大海，不可能再退缩到大小不一、相互隔绝的湖泊。拒绝全球化，为新的“逆全球化”现象过分焦虑，均是历史短视；重拾国家中心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旧帜，默认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泛滥，注定没有前途。作为一个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颇丰的国家，中国应当继续全力推进全球化的发展，坚决反对各种“逆全球化”的政策、行为和思潮，努力维持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总体稳定；继续大力弘扬多边主义精神，更加有力地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各种多边机制，更加积极地构建新的具有包容性、普惠性、平衡性的多边治理机制，以有力提升全球治理的绩效，推进全球化稳步、健康、持续地发展。
四是大力稳定国际体系特别是国际关系总体格局。首先是稳定大国关系总体格局，特别是竭力遏止中美关系持续下行势头。为此，既要在涉及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又要注意对美反击、反制的节奏、分寸和着力点，同时持续弘扬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以占据双边关系的道义制高点。其次是要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和欧盟核心国家的关系。既要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不断增添新动力，又要通过不同方式逐渐消除中俄关系中的个别断点和中欧关系中的“信任赤字”。再次是进一步巩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把东北亚、东南亚放在周边外交总体布局中更为重要的位置，以次区域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有力推进全区域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最后是进一步提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关系的质量，努力打造内涵一致、形式各异的双边命运共同体，夯实中国总体外交的基础。
（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山东省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专项重点课题“中国共产党外交领导力研究”（课题编号：20AWTJ02-19）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Stephen M. Walt, “A World Less Open, Prosperous, and Free”, Foreign Policy, March 20, 2020.
②Robin Niblett，“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as We Know It”, Foreign Policy, March 20, 2020.
③周丕启：《大战略评估：战略环境分析与判断》，北京：时事出版社，2019年。
④袁鹏：《新冠肺炎疫情与百年变局》，《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5期。
⑤孙吉胜：《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治理变革》，《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5期。
⑥“How the World Will Look Like After Coronavirus Pandemic”, Foreign Policy, March 20, 2020.
责编/周小梨 美编/陈媛媛
声明：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社原创内容，任何单位或个人转载请回复本微信号获得授权，转载时务必标明来源及作者，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