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海薇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广东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广东南方软实力研究院副院长，管理学博士；孙迎春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译审，创新工程首席专家，国际行政院校联合会科学委员暨领导力与公共治理创新工作组组长，管理学博士。
“贫困”是自人类社会建构以来一直如影随形的难题，通常是指“物质匮乏+精神匮乏”的叠加现象，至于“物质丰裕而精神匮乏”或“物质不足而精神富足”这两种情况，是否属于贫困，一直是学界激烈讨论的辩题。
新中国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消除城乡贫困，这个追求、这个初心，始终没有变。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际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所有的人都过上衣食无忧的富裕生活，活得尊严幸福，才是真正的“人”的应有生活。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每年减贫人数都在1200万以上，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到1.7%，436个贫困县已脱贫摘帽。中国政府也早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之时，就将2020年设定为“彻底消除贫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决胜攻坚年，而这个时间节点比联合国倡议整整提前了十年。应该说，中国的减贫扶贫经验不仅对全球第三世界国家产生良好示范作用，更会让亚非拉等后发国家看到自力更生摆脱贫困的希望。虽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外来干扰变量，但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让各族人民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为此，2020年脱贫攻坚的核心工作就是一边抗疫，一边深度推进精准扶贫，用“政策措施”与“实际行动”的组合拳更高水准、更快速度、更早时间地击溃贫困，让全体人民过上富裕幸福康宁的好日子。
实现“人的现代化”突破贫困思维
现阶段，着重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主要就是针对我国的“老、少、边”地区的“区域型贫困”与其他地区的“个体型贫困”，从现代化视角重点关注这些地区与这些群体或个人的“生存型贫困”、“结构性贫困”、“广义贫困”与“持久性贫困”。由于这些地区在历史上未能跟上20-21世纪的全球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的发展浪潮，在现实中又多为山区交通不便、农业为主靠天吃饭、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民众观念更新缓慢，我们在接下来的脱贫攻坚战中，就必须既要采取经济输血的方式给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补充“基本营养”，也要通过经济造血的方式给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增强“气血体质”，更要通过“人的现代化教育”提高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的精神面貌，让他们获得持久性脱贫、长期性致富的自我成长能力。
自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快速升级的社会转型不仅创造出了更多财富和更多就业，新兴产业对“人的现代性”要求也越来越高，“勇于学习、敢于变革、保持开放、新旧融通”等心理素质已经成为现代人的重要特质。而“人的现代化”，就是要求每个人主动（个体自主追求）地或被动地（外界帮扶教育）实现“内部精神+外部行为”的现代化，这既是所有人顺应时代潮流而向前发展的必要条件，更是贫困人口抛却贫困、进而追求富裕的前提条件。如果“害怕学习、不愿变化、心胸锁闭、保守拒新”，即便外在的经济政策再好、帮扶的人就坐在家门口、生产新技术就摆在面前、新生活方式不断召唤，人们仍然可能被代际相传的贫困思维锁定，不能从原有的认知水平中挣脱出来，也无法看到更大的希望、感受到新的机会。
理论上讲，人的内部精神现代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知识技能现代化（知识的科学化、工作技能的现代化）、价值观念现代化（命运观、劳动观、财富观、自然观、世界观、人生观的现代化），以及思维方式现代化（开放的认知结构、整合的逻辑体系、灵活的知识吸纳、发展性的心理建构）。人的外部行为现代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工作现代化（劳动方式、生产方式、学习方式的现代化），以及生活现代化（人际现代化、人居现代化、娱乐现代化、消费现代化等）。仅以消费现代化为例，就包含了物质消费与时间消费的现代化。传统社会中，生产是为了创造可供生活消费的物质财富，时间则主要用于生产与消费，闲暇基本只属于个人，不太具备社会性与价值性；而在现代社会，生产仍然是为了可供生活消费的物质财富，但物质财富的消费不再局限于生活，而增加了生产力再投资的内容，时间也分别被投资到“社会性生产”、“人的成长”、“个人生活”，闲暇对于当事人而言可能是物质与时间的消费，但对于其他人而言则是社会性生产与财富新创造，例如游戏产业、娱乐产业就是这样的专门服务于闲暇的产业。这种在物质与时间上的消费变化，将人塑造成具有更高生产效率的人，进一步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行业组合、人力资本储备。由于每个人拥有的物资与时间是最具刚性的资源约束条件，所以这两项的消费在现代社会就不再具有任意性，每个人必须都是精打细算的理性人，工作与生活的边界也不再清晰，“工作生活质量”这一概念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典型标签。
“扶贫”首要“扶志”，“扶志”需配“扶智”
如今，无论是第一产业，还是第二、第三产业的工人，职业都不再是身份标签，而只是其本人的岗位选择，各行各业的人都应具备并展现出“现代性精神”，包括国家精神（心中有国、公共优先）、公民精神（责任意识、合作意识）、法治精神（遵纪守法、维护制度）、现代精神（契约精神、开放精神、创新精神），以及理性精神（尊重科学、尊重规律）等。目前国内多个案例普遍证明，在脱贫的“硬骨头”地区，扶贫工作感受到的阻力常常来自贫困民众的担心、怀疑、保守、胆怯、短视等心态。为此，在精准扶贫中既要消除乡村基层中的有形贫困也要驱散农民内心的认知阴霾，在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中既要重视“能、绩”更要重视“德、勤”，在农业现代化中既要祛除封建迷信又要崇尚科学技术，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既要保留传统乡村的社会资本、优良美德与历史文化，更要统一现代“自治”、“法治”和“德治”。而这一切事务中，人是最活跃的资源、最重要的资本，产业、文化、生态、组织的振兴都要依赖于人才的振兴，抓住了人的现代性培育，就抓住了精准扶贫的关键，抓住了村干部与大农户，抓住了乡村振兴的开门把手。一个村的突破点往往就在于有一两个胆子大、心思活、有追求的人主动站出来，在党政关怀、政策帮扶、社会资助、科技培训等外部资源的支持下干起来，等这些“领头羊”做出实效，其他群众才会慢慢消除心理疑虑，进而开始行为模仿并逐渐转变观念。
此次新冠疫情既是一次危机，也是促进精准扶贫深化飞跃的一个契机。面对乡村“最后的贫困、贫困中的贫困”，当下的精准扶贫必须做到一户一人（专人盯进）、一村一策（帮扶策略）、一镇一案（扶贫方案）、一区一规（振兴规划），以人的心灵帮扶为突破口，“扶贫”首要“扶志”，“扶志”需配“扶智”，用“政策+农技+经营+思想”的组合性培训系列课程着重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并以村为单位、鼓励农业大户、龙头企业带动小农户发展，要把习总书记所说的“把党和国家对人民的承诺”放在心上，“一户挨着一户脱贫”，“一村接着一村致富”、“一县跟着一县摘帽”，在帮助小农户用劳动生产致富的同时，帮助他们通过学习更新理念。这不仅要求帮扶者具备信息经济的视野与眼光，也要求农民们逐步掌握运用互联网工具、运用智能农机装备、运用现代营销手段等技能，逐步从农耕社会的小农意识中成长起来，成为具有现代性精神特质的农业产业工人。若要让农业、农民、农村的信息化、智能化成为“三农现代化”的新标准，前提就是要将旧型“身份农民”转变为新型“职业农民”。所以，在当前精准扶贫的关键期，最直接最见效的方法就是培养每一个农民的自我成长潜力、每一家农户的勤劳致富能力、每一个村的发展振兴动能，以人的现代性教育为突破口，让贫困农民真正燃起内心追求幸福生活的火焰、找到追求目标的路径与方法，用自我的行动实践去创造属于自己、属于村落乃至整个地区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