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诞生，引发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又一次观念大碰撞。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视角去考察，处理好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都是一项复杂的巨系统工程，不仅牵涉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等自然和社会因素的方方面面，更是一个考验理念和制度优势的深度话题。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基础，以“可持续科技创新”价值准则为依据，建立“可持续科技创新”评价体系，是将未来的科技创新统一于可持续发展理想目标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科技创新 发展理念
【中图分类号】X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2.002
进入2020年仅仅3天，美国使用无人机在伊拉克炸死伊朗特战旅高官事件便令全球震惊！国际媒体当日评论称，索莱马尼的死加剧了伊朗和美国之间本已高度紧张的冲突局势，并引发了对伊朗军队可能实施报复的担忧。受这一消息的影响，国际油价1月3日亚洲早盘交易时段飙升近4%，英国布伦特原油飙升3.98%，美国原油飙升3.87%……一件以高技术手段为依托的军事事件，影响的已经不仅仅是全球军事力量的较量，波及到全球政治格局、经济走势的变化，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引发了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短短几天内，人们对科技创新与进步的认识，迅速集中到无限制使用高技术可能带来的战争模式、政治格局、经济走向、价值底线、国家尊严等问题的讨论。
自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的几百年间，历经两次科学革命（近代物理学革命、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革命）和三次技术革命（蒸汽机和机械革命、电力和运输革命、电子和信息革命），人类社会进入智能网络信息时代，科技创新和进步早已突破了“术”的拘囿，引发科技范式、人类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甚至生存方式的变化和变迁。智能网络信息技术的强大影响力，使这一变化再次升级，在科学真理发现与指引下的技术创新和进步，真正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同时，由于它带来的无法预估的风险，也成为人类担忧和惧怕的最大风险源，远远超出了传统自然风险的威慑以及人们已有的应对经验和能力。人类是否能够持续发展、永续发展，再次成为热议话题。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诞生：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次历史性转变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诞生，引发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又一次观念大碰撞。中国共产党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自觉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治国理政的总体布局，提出建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将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升到新的高度，将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提升到新的境界。
任何理论的建立，都不是没有因由的。现代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产生与建立，开始于人类经受了惨痛教训之后的反思。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酝酿和提出，被称之为世界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事件，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次历史性转变，也是人类生产、消费及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受到全世界的极大关注。
中华文明中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源远流长，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讨论“天人关系”问题，《周易》提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命论”始终占统治地位，先哲们把“天命”奉为万物的主宰。孔子主张“尊天命”“畏天命”，认为天命是不可抵抗的。老子主张“自然无为”，认为人在自然和社会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孟子主张“天人合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王充主张天道自然无为，在《论衡》中说，“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讲：“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天人关系”的争论贯穿于整个中国哲学史。
可持续发展思想不仅体现在中国古代的哲学争论中，更重要的是反映在古代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当中。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保护正在怀孕的鸟兽鱼鳖以利“永续利用”的思想和封山育林定期开禁的法令。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春秋时在齐国为相的管仲，从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标出发，十分注意保护山林川泽及其生物资源，反对过度采伐。他说：“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为天下王。”荀子也把自然资源的保护视作治国安邦之策，特别注重遵从生态学的季节规律（时令），重视自然资源的持续保存和永续利用。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中发掘出1100多枚竹简，其中的田律写道：“春二月，毋敢伐树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毋毒鱼鳖，置阱罔，到七月而纵之。”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环境法律之一，清晰地体现了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天地相参”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生态意识的目标和理想。
当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源于人们对使用高新技术带来的生态环境污染、退化与失衡的反思，突出了表达了人们对滥用科技成果的忧思。当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源于刚刚过去的20世纪。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进步与繁荣，给整个世界的科技进步注入了强大活力。20世纪60～70年代，人类了解自然、改造自然、驾驭自然的能力得到空前提高。当人类陶醉于所取得的胜利时，却突然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困境之中，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呈现财政赤字、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爆炸引起人口、生态环境和贫困之间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枯竭，给世界经济发展蒙上了阴影。环境污染对人类生存造成的危害，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如1976年7月意大利的维索化学污染，1979年3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三里岛核电站泄漏，1986年4月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等恶性事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可持续发展理念萌芽并被接受和传播，形成理论体系及不同流派。同时，以追求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平衡发展的全球性组织创建和行动计划的提出此起彼伏。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由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G·H·Brundland）担任主席。委员会有22位代表，其中14位来自发展中国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马世骏教授为委员之一。1987年，该委员会把经过4年研究、论证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交联合国大会，对可持续发展提出这样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在“满足当代人的需要的同时，不损害人类后代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鲜明地表达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人类要发展，尤其是穷人要发展；二是发展要有限度，不能危及后代人的发展。《我们共同的未来》将可持续发展概念从生态环境范围扩大到社会范围，提出消灭贫困，限制人口，政府立法和公众参与等社会治理问题。
世界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计划《21世纪议程》于1992年6月3日至14日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成为21世纪全球范围内联合国组织，各国政府及非政府组织、独立团体等各类发展机构，在人类活动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各个方面采取综合治理的行动蓝图。中国于1994年3月25日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成为率先实施这一国际性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的国家，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决心和行动。
中国共产党从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再到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对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实践作出了重大发展和突出贡献。在维护和坚持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大目标上，中国始终态度鲜明、行动积极，不断地在实践中更新和提升理念，探索和创新理论。党的十八大站在历史和全局的战略高度，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对推进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作了全面部署，生态文明建设首次作为党治国理政的战略目标被提出和确立。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胸襟博大，2013年进一步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议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人类命运的责任共同体，将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升到新的高度和境界，内涵和外延都更加丰富开阔。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向全党提出要求：一是要推进绿色发展；二是要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三是要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四是要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所有这些思想、倡议、布局和自我要求，都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的勇气、自觉和担当，彰显了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和人口大国的气度、胸怀和远见。
为了将这些对中华民族、对世界人民未来共同利益和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倡议、布局真正落实到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完整地提出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体系的时间表、路线图和具体要求，把包括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五大领域的制度体系建设作为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之后新的发展目标，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
生态文明建设不等于生态建设，也不等同于可持续发展，三者相互联系，但各自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自党的十七大第一次将“建设生态文明”写入报告，到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由“四位一体”向“五位一体”的转变，作为科学理论和实践成果，这一转变，沿着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的思路和现实选择，逐步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比较完整的治国理政的理念体系和价值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更体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这是对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理论作出的重大提升和深化，是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重大贡献，远远突破了可持续发展理论早期在对科技创新和进步带来的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退化进行反思后提出的限制甚至遏制科技创新与进步的认识局限性，为处理好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关系，使二者最大限度地统一于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根本目的上，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现实选择、行动方案和着力点。以建设完善的制度体系和提升制度执行能力保证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与成功，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优势所在，将再次为世界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与模式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