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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中国信任赤字的成因分析

核心提示: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印的发展壮大对彼此都是重要机遇。2019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在印度金奈举行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加强两国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然而印度对中国存在较大信任赤字。印度对中国信任赤字的客观成因主要有大国实力差距、经济贸易问题、边界领土争议、海洋权益担忧等。要对此进行认真分析,为更好地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创造条件。

【摘要】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印的发展壮大对彼此都是重要机遇。2019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在印度金奈举行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加强两国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然而印度对中国存在较大信任赤字。印度对中国信任赤字的客观成因主要有大国实力差距、经济贸易问题、边界领土争议、海洋权益担忧等。要对此进行认真分析,为更好地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创造条件。

【关键词】信任赤字 客观成因 中印关系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信任赤字的生成原因,既可来源于客观现实,也可来源于主观判断。从2017年中印洞朗对峙事件到现在,印度对中国信任赤字显著上升。在其影响下,2018年和2019年中印领导人采取两次非正式会晤方式进行交流,把加强政治互信、安全互信作为头等议题。2020年是中印建交70周年,在这一个时间节点上,需要对印度对中国信任赤字进行认真审视。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印的发展壮大对彼此都是重要机遇。厘清印度对中国信任赤字的客观成因,把握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和主流,中印可实现“龙象共舞”,互相成为实现各自梦想的发展伙伴。

国家实力的对比演变影响到印度对中国信任赤字的生成,印度从历史上的明显优势演变为如今的明显劣势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印度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声望较中国具有明显优势。据联合国地区组织的统计,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为27美元,还不及同为人口大国的印度的57美元的一半。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印度是这次多边会议的主要发起国之一,力邀中国参加这次国际盛会,中国倡导的“求同存异”精神得以广泛传播。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进行表决并通过第2758号决议,印度投了赞成票支持中国。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比印度早十三四年且更加有效,如今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声望较印度具有明显优势。1978年底中国启动了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91年以后印度拉奥政府也推进了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方向的经济改革,中印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提高了两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相较改革开放之初得到大幅提升,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近些年中印经济快速发展,被誉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但是,从GDP总量看中国保有4.6—5.3倍于印度的明显优势。中印依据各自的经济规模,以相同的比例投入本国的科技、军事建设。在国家综合实力上,印度处于明显劣势。

印度对中国推进以“一带一路”为重点的对外开放及印度在双方经贸关系中的巨额逆差存在担忧与防范,印度对中国信任赤字受经济贸易原因影响

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担忧其挑战有余而评估其机遇不足。2013年以来,中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扩大对外开放,努力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2017年和2019年中国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一带一路”框架内最高规格的国际合作平台,印度国家领导人都没有出席。2018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8次会议在中国青岛举行,印度和巴基斯坦首次以正式成员国身份与会,印度是8个成员国中唯一不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印度抵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是担心其实施后的国际影响,尤其是在南亚和北印度洋地区的影响。

同时,中印经贸关系还长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1950至2000年,中印经贸关系的主要问题是贸易总量小,经济依存度低。1959年中印贸易额增至1.267亿卢比,这一数量相对两国的幅员、规模而言比较微小。至1999年中印贸易额不足20亿美元,经济依存度低的情况没有改变。2000年至今,中印贸易总量明显增大,2004年贸易额首次突破百亿美元达136亿美元。据有关数据显示,2018年印度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902.7亿美元。其中,印度对中国出口165.3亿美元,自中国进口737.4亿美元,印度对中国贸易逆差572.1亿美元。2000年至今,中印贸易总量有所上升,但未过千亿美元大关,而且贸易逆差问题日益突出。

中印之间存在边界领土争议,出于大片争议领土存在,印度对中国信任赤字不容易根除

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双方争议领土总面积约12.5万平方公里。过去,双方关于边界划定存在原则分歧,1962年中印边界分歧升级为边境冲突。当前,边界问题直接影响双方安全互信,1987年桑多河谷事件、2013年帐篷对峙事件、2017年洞朗对峙事件等就是安全疑惧的现实表现。

边界问题的早日解决符合中印两国的基本利益。中印解决边界问题的对话机制主要有2003年启动的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2007年启动的中印防务与安全磋商机制、2012年启动的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等。解决边界问题已经达成的双边协定主要有《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1993)、《关于在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1996)、《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2005)、《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实施办法的议定书》(2005)、《关于建立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的协定》(2012)、《中印边防合作协议》(2013)等。当前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步骤正在按照“三步走”路线图推进,先确立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原则,再确立落实指导原则的框架协定,最后在地面上划界立桩。现在已经完成第一步、正在进行第二步,即依托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协商确立落实指导原则的框架协定。然而,这个边界问题框架协定,协商了十几年至今难以确定。

解决与陆邻国家的边界问题,印度比中国有更加强烈的安全需求。因为与印度陆邻的6个国家中,印度与其最大的两个邻国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边界问题都没有解决,印度在东北、西北两个方向同时面临边界安全问题。与中国陆疆毗邻的14个国家中,中国仅与印度和不丹两国的边界问题没有解决,中国西南门户不算安定。

印度存在海洋权益担忧,出于中国在北印度洋地区的经济和军事存在,印度加重了对中国信任赤字

印度和中国都注重本国的海洋权益。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曾表示,印度海军首要职责是“御敌于大海之上,确保本土安危所系的海区”。1991年以来,印度推行“东向政策”,将安达曼·尼科巴群岛设为中央直辖区以加强海洋管控。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指出,“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向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西太平洋要西太平洋国家自己来管”。1984年以来,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开始远征各大洋,首次正式出访国是北印度洋地区的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三国。

印度洋航线是中国最重要的能源和商贸海上运输线,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在北印度洋地区经济和军事存在。在经济方面,中国参与建设了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及中巴经济走廊、孟加拉国的吉大港、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马尔代夫的马累机场、缅甸的皎漂港等。在军事方面,2009年起中国海军第一批索马里护航编队到达亚丁湾海域开始护航,中国海军在亚丁湾护航从此常态化存在。2017年中国驻吉布提保障基地部队进驻营区,标志着中国首个海外保障基地在东非之角建成并投入使用。当前中印海洋权益确实出现了某种竞争,但是中印海洋权益重心并不相同。印度的海洋权益重心在北印度洋,中国的依然在西太平洋。

(作者为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注: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新时代国际化视野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9VSZ125)阶段性成果】

责编/于洪清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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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一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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