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临近春节，“春运”都会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经过民工潮、学生流、旅游热等三波推进，“春运”越发成为显示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现象级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社会进入现代性转型时期，高速发展的经济、不断变迁的社会结构、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在春运中得到显现。被称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类迁徙”和“如史诗一般的人口迁徙”的春运，成为多年来困扰整个社会和考验我国运输系统的周期性大问题。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春运叙事悄然发生着变化，充满嘈杂声和混乱无序的春运现象少了，通过高铁、航空和自驾等多种方式回家的故事多了。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反向春运”现象开始凸显，俨然成为一股潮流。据统计，2019年从农村和城镇到京沪穗深等大型城市过春节的人数增加了两倍以上，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不再是大家想象中的“春节空城”，全国铁路春运传统高峰路线的反向客流增加近9%左右，高于总体增速。
2020年春运，预计全国旅客发送量将突破30亿人次。据高德地图发布的《2020年度春运出行预测报告》显示，2020年春运高速拥堵程度或为近三年来峰值，而反向春运的持续增长也将成为今年春运出行趋势中的一大特色。可以说，“反向春运”正在成为现代意义的一种春运形态，成为不少“80后”“90后”陪父母过年的新方式，成为人们过年团聚的新形式和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
多种因素催生了“反向春运”
相比外出务工人员年前返乡过年、年后回城务工的传统春运，“反向春运”主要指年前从乡到城、从小城镇到大城市方向的新型春运。如果说传统春运主要是民工流、学生流、探亲流的“三流合一”，是在城务工、在城学习的青年人回老家过年、品味乡愁，看望亲人，感受家乡变化，那么“反向春运”更多是指年轻人将农村或城镇老家的父母和孩子接到大城市过春节或旅游。更通俗地讲，“反向春运”就是和以往年轻人回家过年相反，由老人或孩子提前到子女或父母工作地过年的社会现象。这是大城市近年流行起来的过年“新常态”。
“反向春运”的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客观上，与春运运输资源倒挂有关，反映了民众对传统春运瞬时集中的出行需求与运力相对不足之间的基本矛盾开始自觉调整。出于一票难求，回乡路途拥堵，以及经济上考量等因素，一些人开始反其道而行之，寻找既能照顾工作、消减旅途疲乏，也能和家人过年团聚的替代方式。另外，家庭结构变迁也是重要原因。“80后”“90后”已成长为职场主力军，并在城市安家乐业，成为家庭的核心，在这种情况下，父母随在外子女同住的情况越来越多。在核心家庭逐渐成为主流，而主干家庭和家族逐渐趋弱的情况下，如果年轻一代忙于工作没时间回家过年，他们的父母往往遵循“小家”之所在，即“大家”之所依的观念，选择去子女所在的城市过年和旅游，团圆之余，也可以感受子女的生活。所以在“反向过年”的购票群体中，“85后”的占比超过了60%。他们把父母接到城市过年，感受不一样的春节，成为表达孝心的重要方式。
“反向春运”的出现也与社会变迁下人们过年观念的转变有关。社会变迁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不断重塑和更新人们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一是故土难离的观念逐渐淡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流动的加速，乡土情结渐渐弱化，返乡过春节、借春节寻根的观念逐渐淡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只要家人聚在一起，在哪里过都是团圆年，所以在工作的城市“阖家团圆”，成为了人们逐渐认同的生活方式。不少老人选择了在春运开始前“反向探亲”，去子女家里过年，既避开繁忙的春运，也省去子女往来奔波。二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旅行”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团聚”成为新时尚。三是随着乡村过大年的气息越来越寡淡，不少人感慨即使回老家过春节，也找不到童年的感觉，难以满足乡土情结。再加上回家过年人情负担过重，尤其是一些农民工难以承受春节回家人情往来上的经济支出，导致弱化了家乡认同，疏离了血缘之间的亲情关系。种种因素下人们回老家过年的愿望也没有以往那么强烈了。
“反向春运”具有正向意义
从根本上讲，“反向春运”具有历史进步意义。过去外来务工人员之所以认为春节一定要回老家，除了传统观念的原因之外，其实还有现实性考量：对于很多外来务工人员来说，务工的城市并不是他们认同的“家”，对工作城市还没有融入感和归属感。这些年，随着城乡二元鸿沟的逐渐填平、城市化的推进，以及便捷的交通等极大缩短了城乡之间的时空距离，让“流动的中国”迈出更轻松的步伐。再加上城市良好的生活、教育、医疗等环境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到城市定居。可以说，户籍改革、住房改革等政策的叠加效应，使得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落户城市。那些有能力接父母进城过年的人员开始考虑把亲人接到城市来过节，于是“反向春运”逐渐流行。总体而言，无论对于缓解交通压力、保持城市正常运行，还是对于留城人员及其家人来说，“反向春运”都具有正向意义。
毫无疑问，“反向春运”对于缓解交通部门的春运压力，平衡交通运力，填补闲置运力资源具有重要意义。破解春运难题，无非一靠“减流”，二靠“增运”，“减流”不是限制流动，而是指减少春运需求，帮助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市生活，选择在城市过春节。面对每年一度的“人口迁徙”运动，航空、公路、铁路、水运等部门每年担负“载之不尽”的出行需求。春运运力供给存在结构性困境，“反向春运”是减轻运输压力，使运输工具发挥最大化效用的良方。另外，受国家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因素影响，春运的最大特点是单向流动，尤其是“北上广”地区基本上都是单向客流，年前回乡运输紧张，去程人满为患，但返城运力闲置，人流稀少、寥寥无几。年后则完全相反，返城运输紧张，但回乡动力闲置，这造成春运期间的铁路产能一半是浪费的。据统计，春运期间的单向客车实际上座率不足30%。而“反向春运”可以有效减少运输压力和增加上座率，缓解集中返乡的压力，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春节期间被闲置的资源，均衡配置运力，实现利润增长。
“反向春运”对于维持城市在春节期间的正常运营也意义重大。每逢春节一线城市就会出现季节性缺工，服务行业的工作者大量返乡影响了城市的正常运转和居民生活。这主要是由于当前大城市的餐饮、收银、家政服务等传统服务业和外卖、快递、网购等新兴服务业的岗位大多数是由外来务工人员承担，而这些领域对城市居民的生活越来越重要。外来务工人员留城过年，有利于缓解春节期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保障春节期间服务的正常供应和城市生产与生活的正常运行。另外，“反向春运”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春节期间的闲置资源，刺激大城市餐饮、娱乐、购物等旅游相关行业的消费。据统计，2018 年“反向过年”的人群为餐饮、娱乐、购物消费带来的提升同比增长近 100%。
“反向春运”就个体而言也益处良多。把父母和孩子接到城市过春节，实现“反向团圆”是一种方便实惠的选择。首先反向躲开了春运交通的高峰，不必把时间精力用在抢票上，也不必面对回家途中拥挤不堪的车厢，同时能降低出行成本，让家人体会到自己所在城市的风光，纾解归乡的资源焦虑，延长团聚的幸福时光。可以说，不管从出行成本还是回家花费来看，不管是从时间还是过年乐趣审视，“反向春运”无疑都是一种更为经济的“团圆”。
合力推进“反向春运”
鉴于“反向春运”带来的多赢效应，有必要加以因势利导，让“反向春运”成为趋势和潮流，释放出更大的正能量。但“反向春运”是个复杂的社会概念，它具有政治性、经济性、社会性等多重属性，推进“反向春运”仅仅依靠某一方面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各方力量都应该及时关切“反向春运”新风尚，出台鼓励性精准政策，提供便利性条件，从各方面、各阶层协同推进。
首先，鼓励“反向春运”要写入春运工作指导意见，正式进入有关部门的决策视野。交通运输部门可成为“反向春运”的推动者，尤其是推行回空方向列车票价优惠措施。如果从乡镇到城市方向的列车票价便宜，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与票价优惠的实际价值相比，鼓励“反向春运”的导向价值更为重要，因此公路、铁路、水运、民航都应积极推出优惠政策，在运用价格杠杆盘活运力资源的同时，提高反向团圆的性价比，让利于民。这样可以向社会传递出积极信号，引导个体与社会同频共振，共同解决春运难题。
当然，鼓励“反向春运”不应是交通运输部门的独角戏，还需要有关部门和全社会形成合力。例如改革户籍管理制度，从根本上打破制度壁垒，创造条件让外来务工人员在享受户籍平等的同时，能与城市居民一样拥有同等的教育、卫生、社保待遇和获取社会资源的平等机会。文化部门可精心准备文化大餐，发放各种旅游“礼包”，让“反向春运”一族不虚此行。旅游管理部门可面向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属免费或优惠开放公共文化设施和旅游景点。城市社区可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联欢活动，提高娱乐性、群众性、参与性，使来到城里过年的老人和儿童能够乐在其中。
更为重要的是，大城市的管理者在吸引外来人口的同时，还应通过完善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福利的措施留住人，使人安心。如果外来务工人员真正融入这座城市，将之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反向过年就会成为一种常态。所以，管理部门要通过切实有效措施增强外来人口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让外来人口不仅成为城市的建设者和守护者，同时也能产生“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感受。一些企业也可出台“反向春运”的鼓励措施，诸如鼓励员工的配偶、孩子来企业所在地过年，为员工家属报销路费、组织游览活动等。
不可否认，多数中国人都有着挥之不去的乡愁情结和“爱家、爱乡、爱故土”的思乡情怀，春节回家相当于一种“刚需”。但在文化导向上不宜过多宣传过年回家就是“尽孝不忘本”，不回家过年就是“没心没肺”，反而应该加大宣传“在春运中有一种逆行，叫进城过年”的理念。当然还可通过弹性的假日经济举措，鼓励人们在出行时间的选择与方式上尽可能的分散化、多元化，满足人们阖家团圆、其乐融融的内心情感需要，而不是鼓励外来务工人员在春节期间一次完成拜年、祭祖、访友等系列活动。其实，思乡恋家的情感可以通过中秋节、清明节、重阳节等节日的情感分流来疏导。总体而言，通过反向团圆的方式疏解客流的措施，虽然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春运的格局，但毕竟是缓解春运压力的一种新方式。
（作者为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