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追问》，林毅夫、周其仁等著，中信前沿出版社出版
从1978年到今天，改革一直是中国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是从中央高层到媒体和公众讨论的热点，这样的状态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对于改革，我们应该思考什么？怎么思考？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但对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国发院）的老师们而言，学术是他们切入议题的出发点，由此，他们对改革的追问直击核心议题的本质，避免使用“加速”“倒退”“停滞”这样简单的措辞为改革泛泛定性。《改革的追问》这本书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我们出版这本书缘起于国发院的一系列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活动。这些活动始于2017年国发院第二届国家发展论坛。
国发院对于改革议题的关注和研讨由来已久。周其仁、宋国青等前辈学者在上世纪80年代深入参与了改革的设计和实施工作，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国发院前身中国经济中心创立之后，以林毅夫为代表的国发院教师积极为改革建言献策，影响了90年代以来的许多重大改革。《改革的追问》一书既呈现了国发院前辈经济学家最新的研究心得，也涵盖了中生代学者的声音，还有余淼杰、雷晓燕等新一代经济学家的观察思考。除经济学文章之外，本书还收录了陈春花老师的一篇管理学文章，进一步丰富了本书的视角。如果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后能够感知到国发院老师们独立思考和不断追问的精神、甚或还能从中领悟到一些看世界的方法的话，那将是令人欣慰的事情。
“四十不惑”，改革已经走过40年，但我们感到疑惑的东西依然很多。本书收集的文章，为读者厘清了改革的一些头绪。
首先，改革不是齐头并进的，而是存在很大的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性既体现在行业层面，也体现在区域层面。比如，徐晋涛老师分享的林地改革就不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简单翻版，各省的进度和方案都不一样，而且到今天依然在改革的路上；在金融改革方面，黄益平老师告诉我们，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的节奏与方案各异。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产品市场的改革比较到位，而金融、劳动力、土地、电力、供水等要素市场的改革就滞后很多。在区域上，东中西部的市场化水平差异很大，东部走在了前列。
其次，改革是一个动态过程。问题和方法时刻都在变化，利益攸关方时刻都在博弈，2018年民营经济再次受到高度的关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本人也深度参与了这次讨论。40年来，民营经济的发展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从最早被否定，到邓小平对傻子瓜子的“看一看”，再到90年代末获得宪法地位，民营经济历经磨难，终得凤凰涅槃。然而，过去20年，围绕民营经济的争论一直未见停息，“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讨论此起彼伏，最终演变为2018年上半年的民营企业“退场论”以及下半年的“56789”“自己人”的戏剧性变化。同样事关民营经济，但每次讨论的焦点都有所不同。沿着这个方向追问下去，关于民营经济的讨论又与国有企业改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紧密相关，还远远没有到可以划上句号的时候。
第三，改革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和“开放”总是并列出现，足以说明问题。发生在2018年的中美贸易争端牵动全世界的神经。美国是二战以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总是伴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当中国从人口大国变成经济大国，尤其是当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超过30%的时候，中国与世界的融合深度早已经不是40年前所能相提并论的，我们今天的一举一动都会得到全球各国非同寻常的关注，而中美关系又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关键一环，处理好中美关系，能够让我国获得更加融洽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环境。
面向未来，我们最可靠的选择可能依然和40年前一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让改革成为常态并不是坏事，改革是中国持续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国发院以推动中国进步为己任，《改革的追问》也是我们推动中国进步工作的一部分。
当然，推动中国进步不是仅仅靠一两本书就能完成的，而是还有更多更艰难的工作要做。更何况，一本书的容量本身就非常有限，国发院还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观点无法收纳进来，希望大家进一步关注我们的研究。本书取名《改革的追问》，就是希望能唤起更多的有识之士对中国乃至全球的发展深入思考，对改革面临的议题，尤其是难题，敢于追问，并积极加入到公共讨论之中。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公共讨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公共讨论不仅能帮助我们分辨真伪，走近真理，还能更好地凝聚共识，促进改革的执行。（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