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 赵学珍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乱象频发，到今天也没有停止的迹象。英国脱欧反反复复，法国“黄马甲运动”持续爆发了数月，美国国会和总统特朗普关于移民政策、美墨边境墙以及特朗普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一事缠斗不休……反观中国，“风景这边独好”，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为人民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更稳定的收入、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健全的社会法制体系、更好的生活环境。可以说，国家的文明进步有目共睹。
“西方之乱”和“中国之治”对比如此鲜明，让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终结论”“中国崩溃论”不断破产。然而，总有别有用心者顽固认为中国体制落后，完全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体制作为评判正确或先进与否的唯一视角，从未放弃对美欧体制的崇拜，并抱有企图将其移植到中国的幻想，针对中国体制和发展中的问题吹毛求疵。简言之，在西化派看来，无论正反两方面，中国体制都是不好的、不成功的，反政府反体制成了他们唯一的舆论和政治正确。问题真的如他们所言吗？以马克思主义视角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成就，透视“中国之治”的奥秘，才能拨开各种错误舆论和思潮引发的迷雾。
“中国之治”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0世纪初，中国民困国贫，一穷二白的情况不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造成的，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社会主义方式解决的。道路决定命运，一个民族和国家选择走什么道路，离不开其所处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背景以及国际形势。新中国成立时，内有人多地少、文盲 遍地、土匪横行、黄赌毒猖獗、通货膨胀严重、工业基础薄弱、小农经济占主导、社会生产力水平极端落后等国情，外有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等不利因素。在这样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改变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来被帝国主义不断侵略掠夺的悲惨命运，实现伟大复兴？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正确分析，毛泽东同志指出新中国绝对不能走资本主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明确提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守马克思主义，或者受到苏联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鼓舞，更是以史为鉴，从现实出发，进行工业化的需要和人民当家作主意愿的选择。新中国伊始，就在开始开辟一条非西方、非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现代化之路。正因为通过“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道路，新中国才在极为不利的国内外环境下建立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科学、教育和国民经济体系，是继政治上的独立后，经济与科教上的独立，避免了独立了还有可能变成发达国家附庸的命运，实现中华民族彻底地站起来！1955年底，毛泽东提出要以苏联为鉴，寻找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任务。1978年，党中央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继续50年代开始探索不同于苏联模式而未果的改革大业，加快了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速度和进程，使我国自2010年开始就稳居世界工业制造业第一大国地位，世界经济总量越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逐渐富裕起来。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开始探索、到邓小平同志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中国经过几代领导人率领全国人民接续奋斗，始终立足于中国国情，实事求是，既不盲从前苏联，又不盲从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制度模式，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才能在短短七十年时间，在世界上实现了世界上人口最多、规模最大、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久的工业化，走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历程，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来看，西方国家工业化早期因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家占有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经济危机频发、社会冲突剧烈等制度性系统性危机，后工业时代“西方之乱”总的根源仍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从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来，许多盲目采用西方体制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都发生了经济停滞、社会动荡乃至国家分裂的悲剧。反观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避免了上述危机或惨剧，基本上保持了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在新时代推进我国工业化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过程中，由于触及或威胁发达国家的核心利益，美国加紧了对中国的贸易战及对高科技企业如中兴、华为的围堵和打压。这再一次证明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正确性。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之治”根本的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之治”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