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美贸易摩擦尖锐化是双边经贸关系深化到一定程度，并且发生较为显著的贸易逆差后的必然结果。贸易摩擦尖锐化不会造成中美经贸关系脱钩，不会引发世界范围内的新冷战，但会造成中美双边贸易额的下滑、中国产业升级的暂时性困难与经济增长轻微程度的放缓。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与创新驱动，是中国应对美国主动挑起的贸易战的主要举措。
【关键词】贸易摩擦 中美关系 国际秩序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6.002
李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亚太政治。主要著作有《亚洲：发展、稳定与和平》《东亚社会运动》《亚洲政治概论》等。
中美贸易摩擦尖锐化的客观必然性
2018年3月，美国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在经过中美三轮谈判取得初步成果的情况下，美方背信弃义，于6月15日决定对中国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7月11日，美国扬言再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10％~25%的关税。中国没有屈服于美国的贸易霸凌，毅然采取反制措施，中美贸易摩擦呈现升级态势。
两个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深化到一定程度，且一国与另一国的贸易顺差过大，容易发生贸易摩擦。虽然美国此次对多个国家发动了贸易战，但主要对象是中国与欧盟。从中欧与美国经贸关系的角度考察，此次贸易战的发生不宜视为特朗普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应该对中欧与美国间经贸关系的性质与状态予以充分关注。
近20年来，中美贸易总额以年均20%的速率激增。一方面，伴随美国于20世纪90年代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2001年支持中国加入WTO、2006年启动与中国的高端经济对话、2008年建立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两国的双边贸易额也从1986年的80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5780亿美元，增长了超过30倍。[1]另一方面，据美国商务部统计，中美贸易从1985年美方出现6亿美元逆差开始，1995年美方逆差为337亿美元，2005年上升到2022亿美元，2015年美方贸易逆差达到3671亿美元，2016美方贸易逆差3470亿美元，2017年美方贸易逆差达到375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从1985年到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总数为47380亿美元。[2]
欧美双方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2017年欧盟出口美国的商品规模超过3700亿欧元，占其对外总出口规模的20%。而欧盟对美国进口的商品规模超过2500亿欧元，占美国总出口的比重为18%。整体来说，2017年欧盟和美国双边贸易规模达到6310亿欧元，比中国和欧盟的双边贸易规模还要多580亿欧元。除了贸易体量巨大以外，近几年欧盟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2017年欧盟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1208亿欧元，美国成为欧盟的重要顺差来源。[3]
回顾历史，美国对日本多次进行的贸易战也是在双方经贸关系密切，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发生的。日美贸易战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激化于70年代，高潮于80年代，而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最早出现在1965年出现，在这之后的10年间，逆差基本在20亿～30亿美元之间波动，这一时期美国的整体对外贸易在多数年份还处于顺差，因此美日贸易矛盾不甚明显。到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美国对日贸易逆差急剧增长，1985年达462亿美元，约为1975年的27倍。同期美国整体对外贸易连续10年出现逆差，且对日贸易逆差一直占整体贸易逆差的30%~40%。此次贸易战特朗普没有把日本作为主要的打击对象，美日逆差占美国总逆差的比重从1991年达到创历史记录的50%持续滑落到目前的10%左右，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与日本、中欧尖锐贸易摩擦的升级还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发生在对美外贸顺差高、美国财政赤字高的“双高”时代。此次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大背景和20世纪80年代很接近，当时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峰值占美国整个逆差的50%左右，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占比目前就在这一水平（见图1）。同时，目前美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1%左右，虽然远低于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但与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相当。
李文图1
但与对日欧贸易战具有本质上的不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包含了浓郁的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特朗普政府主动发起对华贸易战，与美国国内不同政治势力与派别的主张不谋而合，原因就在于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政府多年来的对华政策没有达到把中国改造成与西方国家一样的预期，从而产生深刻的挫折感、失败感与恐惧感。甚至可以说，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是美国在反对中国的问题上取得高度共识、形成广泛共鸣的一个必然结果。
特朗普一贯主张“美国优先”，认定美国在贸易领域长期遭外国“占便宜”，认为“中国用从美国偷来的钱养肥了自己”“美国与中国在经济上相互竞争，而美国正在输掉这场战争”“中国公司与美国做生意很容易，但美国公司与中国做生意就没那么容易。我们进入中国做生意要支付巨额税收，可当中国对我们出售东西时，我们却没有收税”。[4]在其看来，在贸易方面欧盟同样占了美国的便宜，甚至是美国的“头号对手”。[5]但不同之处在于，美国不仅把中国视为便宜占取者，还看成规则破坏者与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者。
自尼克松总统20世纪70年代访问中国开始，美国的历届政府及战略界主流都认为，一旦中国变得更加富足就会发生变化，只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经济，实现经济自由化，那么其政治民主化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此，美国积极地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例如，克林顿入主白宫后，开始奉行接触加防范的对华战略，兰德公司称其为“限制性接触”。它的一个基点是，认为中国发展的趋势是“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无情地前进”，即“最终实现政治多元化和西方式民主”。2001年美国同意中国加入WTO，主要动机也在于将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帮助”中国遵循从二战结束到共产国际解体这期间由美国和盟国建立的国际架构和规则，走西方的发展道路。[6]但中国的发展现实，却让心怀这样想法的美国人深感失望。
首先，一些美国人认为，中国没有像当前所承诺的那样，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并企图另搞一套。2017年12月，特朗普前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在日本讲演时，公开指责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在过去10年通过强制技术转让从美国拿走了3.5万亿美元的技术。[7]现任白宫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早在2006年就告诫美国企业界，与中国经济往来具有高风险；其在2007年出版的《解构中国价格》中称中国产品价格由“补贴、低估汇率、假冒、盗版”形成；其在2011年出版的《致命中国》中认为中国通过“八种贸易武器”摧毁了美国的制造业基础，带走了供应链条，造成了美国工作岗位的丢失。[8]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出：“这些竞争要求美国重新考虑过去20年的政策——这个政策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与竞争对手的接触以及将其纳入国际机构和全球贸易，将使他们成为良性的参与者和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前提被证明是错误的。”[9]2018年2月，美国前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与前副总统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雷特纳，在美国《外交事务》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重估算：北京是怎样让美国期望落空的》的文章，认为中国也开始建立自己的区域和国际机构，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银行，提倡“一带一路”建设，“这些机构和项目赋予了中国议程设置和自身的权力，同时经常偏离现有国际机构所支持的标准和价值观”[10]。
其次，一些美国精英认为，美国以经贸手段塑造中国的战略是失败的。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就认为：“美国一直期望能够决定中国的进程，但是总是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11]史蒂夫·班农也曾发表过类似的言论：“我们的精英们自从尼克松总统在70年代与中国建交以来，就一直抱着一种错误的期望，认为一旦中国变得更加富足，中国经济得到发展之后，中国的民主状态将会得到相应的改进；认为中国越富有，中国就会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变得民主化。而今我们却发现事实是相反的。”[12]
尤其让一些美国人深感不安的是，在他们看来，中国已经成为美国领导地位和霸权地位的威胁者与挑战者，是“华盛顿现在正面临着现代史上最具活力和最强大的竞争对手”。西谚云：“强大即罪。”目前中国的GDP已经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二，在不久的将来超过美国，这是一个美国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但更让美国不能接受的是中国以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以美国的方式，获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纵观特朗普上任前后美国思想库的言论和官方的安全报告，可以发现它们都包含这样一个逻辑：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因此它将会给这个世界带来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13]因此，2017年12月，由特朗普签署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定位为头号竞争对手。报告认为，美国“将应对其正在面临的世界范围内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的竞争”。
中美脱钩的情形难以想象
从理论上说，中国与美国经贸联系的加强，减少了相互之间发生对立与冲突的可能性并增大了合作的可能与机会。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就曾指出，“贸易的自然效应就是和平。两个国家既彼此通商，又相互依存，一方以购入获利，另一方则以出售获利，一切联合均以相互需要为基础”[14]。但中美贸易摩擦尖锐化后，不乏有学者认为中美关系有可能因此进入以全面对立与对抗为主的阶段。所谓“脱钩论”，就认为贸易战发生后，中美关系会逐步地进入“脱钩”阶段，或步入部分领域的脱钩过程。从经贸层面来看，中美贸易不再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两国的摩擦甚至冲突会增多。从战略层面来看，美国对华战略的“包容”路线可能已经走到尽头。
在目前情况下，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相互之间基本上断绝经贸往来、政治上走向决裂与对抗的情形发生的概率极小。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联大使凯南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内容很长的电报，他提醒人们注意，美国之所以可以与苏联对抗、决裂而没有什么风险，是因为美国同苏联的“利害关系微乎其微”“在那里，我们没有投资需要保卫，没有确实存在的贸易机会会丧失”。[15]而今天，中国和美国在生产、贸易等方面的联系已经达到如此紧密程度，这使得任何一方要摆脱另一方都将付出惨痛代价。
在实施改革开放的40年间，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是通过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经济体之间联系的不断加深完成的，同时这一提升又进一步加大了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经济体之间的联系，并对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正像2008年一家美国智库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总体上，中国经济的崛起为美国经济，或者更广意义上，为全球经济创造了机遇。由于经济规模巨大，发展迅速，开放程度高，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源泉。美国从与中国不断扩大的经济交往中获得的收益相当于每年700亿美元或平均每个家庭每年625美元，获利巨大。”[16]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7年全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6359.7亿美元，增长10.0%。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1303.7亿美元，增长12.8%，占美国出口总额的8.4%，提升0.5个百分点；美国自中国进口5056.0亿美元，增长9.3%，占美国进口总额的21.6%，提升0.4个百分点。[17]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显示，2010至2015年间，美资企业全球海外分支机构销售总额增长的1/3来自中国市场。2015年，美国在华投资的企业实现销售收入5170亿美元，利润超过360亿美元。2017年仅美国通用集团在华的合资企业就实现了279.9亿元人民币的利润；美国主要20家集成电路企业去年在华营收超过750亿美元，占这些企业全球营收的35%。美国对中国还有巨额的服务贸易顺差，2017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达541亿美元。中国企业在美国的直接投资虽然相对规模较小，但截至2016年底累计投资已达到1090亿美元，遍及美国46个州。在这种深度交融之中，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是在逐渐下降的，而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依赖则与日俱增。2001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20.4%，从美国的进口占中国总进口的10.8%，而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则分别占中国总进、出口的18.9%和8.4%。与这种趋势相反的是，从2001年到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和进口占其总出口和总进口的比重从2.6%和9.0%分别上升至8.4%和21.6%。[18]此外，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主要国债数据，2018年4月，中国持有总值为1.18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持有量居全球首位。
与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都力图成为世界霸主的情况截然不同，尽管美国对自己的霸权地位恋恋不舍，但中国主张和平发展，不搞对外扩张，不划分势力范围，不走国强必霸路线。虽然美国一直没有放弃改变中国的想法，但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改变美国的意愿。早在1980年5月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用中国的模式。”[19]习近平总书记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20]中国无意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2014年12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就明确宣称：“中美是全球经济的伙伴，但引领世界的是美国。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美国已经主导了世界经济的体系和规则。中国对外开放意味着我们愿意加入这个体系，基本承认这些规则，也愿意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21]2018年7月，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中国的“新时代”并不意味着美国时代的终结，而是指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新时代里，中国仍主要着眼于自身发展，并不谋求全球主导地位。”[22]中国的这一立场，从根本上避免了中美对立与对抗发生的可能性。
在历史上，传统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的确不乏以战争对决的先例，但中美之间几乎不存在发生较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这一方面在于坚持和平发展，另一方面更在于若美国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则对美中双方以及世界都意味着灾难性后果。当然，如果中美关系因贸易战陷入低谷，美国则有可能对中国进行武力恐吓、威胁和威慑，甚至派军舰进入中国台海、南海，从而增大与中国发生军事摩擦、甚至局部冲突的几率。
新冷战格局形成的可能性极低
在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之际，2018年7月17日，欧盟和日本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主要涉及取消关税、破除非关税壁垒、扩大服务贸易等多个方面。7月25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与特朗普会谈后，欧盟官网发布了美欧联合声明，声称美国与欧盟之间将启动“一种为实现双方共赢的有力经贸合作”，共同致力于“零关税、消除非关税壁垒、消除对非汽车工业产品的补贴”“免受不公平的全球贸易行为的侵害”。许多人担心，如果美日欧谈成这样一个零关税、零壁垒，以及零补贴的自贸协定，则意味着一个将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大国与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的、占世界GDP60%、占全球贸易额51%的超级自贸区诞生，国际秩序发生新的调整，WTO或被解散或名存实亡，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中国将“联合亚非拉”建立发展中国家经济圈以对抗美欧日发达国家经济圈，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种新的冷战格局。
在当今世界，能够像冷战时期那样，形成两个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国家集团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冷战期间，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之间之所以发生对立与对抗，重要原因在于两大阵营之间几乎没有经济往来。表1表明，1963年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与工业国贸易区发生的贸易额仅是工业国贸易圈之间贸易额的1/20。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难以割舍的相互依赖。发达国家组建一个将发展中国家完全排除在外的超级自贸区，或者发展中国家组建经贸集团与发达国家对抗，在理论上缺乏可能性，在实践上也是做不到的。
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向世界开放市场而发展自身，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深化。“中国的经济崛起就像是一块磁铁一样，把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与中国的利益紧密相联。”[23]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对国际社会所作的贡献，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在亚太地区，中国的经济拉动力已经超过美国，许多国家与中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无不指望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在经济上割断与中国的关系，尤其是制裁中国，几乎不具备任何可能性。
中国如今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市场，这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难以割断与中国的经贸联系的决定性因素。例如，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占其农产品总出口的16.1%，出口到中国的飞机及配件占美国总出口的12.5%。2016年，中国消费者购买了4490万部苹果手机，以及510万辆通用、福特、菲亚特克莱斯勒美国三大汽车品牌在华生产的合资汽车，分别占当年苹果手机和三大汽车品牌全球销量的21%和33%。从2005年到2017年，美国对中国服务出口占美国服务出口的比例从2.33%上升到7.18%。至2017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美国第5大服务出口国。从2005年到2017年，美中服务贸易顺差占美国服务贸易顺差的比重从2.69%上升到15.85%。[24]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西方国家的企业将日益加强与中国的联系，而不是相反。
发达国家之间关税本来就很低，经济同质性强。欧美贸易结构非常相似，2017年欧盟出口美国的商品中机械和运输设备、化学品及杂项制品占比靠前，分别达到44%、23%和13%。而欧盟向美国进口的商品中机械和运输设备、化学品及杂项制品占比分别为44%、22%和12%。由于两个经济体的发展程度和工业结构较为相似，因此双方的贸易产品结构相似并不难理解，但是这也说明双方在商品贸易层面可以协商的空间不大。[25]美欧日都处于世界产业链的高端，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成为中低端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如果构建一个将新兴大国与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的自由贸易区，全球产业链就会发生大的断裂。
首先，欧美之间矛盾重重，欧盟内部各国与美国的利益重点也各不相同，欧盟从煤钢共同体到欧元区的达成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欧盟和美国的自贸区从对方发表声明，到最终律效力实际条款，至少需要十几年的时间。其次，欧盟与日本不可能真心做到跟美国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座山观虎斗，两边占便宜，最符合他们的利益。
冷战时期两大阵营之间缺乏经贸联系，经互会实行计划经济，缺乏反映机会成本的价格和使用数量计划，内部贸易主要服从政治目标，在经贸规则上难以与西方社会实现有效对接，双方在政治上处于敌对状态，都是重要原因。但目前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与发展中国家大多实行市场经济，遵守国际规则，与发达国家间不存在政治敌对状态。例如，多年来，中国对融入既有的国际秩序一直持积极态度，并没有处心积虑地在原有世界秩序之外另搞一套。中国重视国际机构与国际组织的作用，一直以国际规则的坚定维护者和积极建设者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迄今已加入几乎所有政府间国际组织和400多项国际多边条约。[26]当下最为激烈的中美经贸冲突也是在美方主导制定的原有规则基础上发生的。
最有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显然，中美贸易摩擦尖锐化会给未来中美关系和中国的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最直接受到伤害的是双边经贸关系，双方贸易额下滑在所难免，下滑的程度取决于贸易战持续的时间和双方互制的烈度。双方政治关系也难免因此经历较大起伏，在一段时间内相互猜忌、相互攻讦将成为常态。贸易战的结局往往是双输，但中国的损失相对要大一些。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中国的崛起也应该经历些困难与挫折。
美国损失最大的是某些产业，尤其是农产品、汽车制造业和食品业等将失去部分中国市场。据英国广播公司（BBC）2018年8月5日刊发的题为《特朗普的贸易战之下，早期“受害者”浮现》的报道，伴随以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不断发展，有一些公司已经感觉到疼痛，其中包括不少国际知名品牌，如捷豹路虎、可口可乐等。中国有全世界最完整的机械工业和电子信息产业链条，丢掉这个制造基地，美国的高科技产品要重建一个生产制造基地，也需要极大的时间和资金成本。
自贸易战打响后，我国许多研究机构的实证研究都显示，美国对中国对美出口加征关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有限的，中国完全有能力吸收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贸易摩擦尖锐化对中国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影响出口，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目前，中国内需拉动比重接近80%，外贸依赖度已经降到20%以下，在消费、投资与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的重要性有所降低，而中美贸易额又只占其中的14%。对中美贸易战给中国带来的影响，若干国际机构做过一些评估。根据不同数额商品、不同征收税率，有三种不同评估结果。轻度，影响中国进出口额4%，GDP增速0.07%；中度，影响进出口额8%，GDP增速0.2%；重度，影响进出口额13%，GDP增速0.64%。最大的影响都不超过GDP增速1%。[27]
其二，影响中国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不同于美国与日欧的贸易战。美欧日是同盟国，在贸易战中，战火很少波及高科技领域，但在对华贸易战中，美国理所当然地会选择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实施更加严厉的管制。8月1日，美国就以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为由，将44家中国企业（8个实体加36个附属机构）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其中包括很多研究机构。据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的结果显示，32%的关键材料在中国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在装备制造领域，高档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等关键件精加工生产线上逾95%的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28]如果贸易战进一步升级，从美国进口这些产品遇到困难，我国就不得不转向日本和欧洲国家寻找解决途径。
其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带来不利影响。中国与日欧之间还存在一个重要差别，即美国对日欧发动贸易战时，日欧已经完成工业化、现代化，而今日中国尚处于现代化与工业化进程之中。根据十九大报告，中国计划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贸易战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未来中国的发展将面临挑战大于机遇的外部环境。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即美国刚刚对日发动贸易战时，就已经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美日80年代贸易战进入高潮，充其量只是让日本落入“高等收入陷阱”，而从时间维度来看，中国要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未来10年最为关键。
当然，中国的崛起具有历史必然性。“只要政治上不出现颠覆性错误，经济上不出现毁灭性打击，制度上不出现断层式波动”，[29]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即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不存在大的悬念，如前文所述，美国对中国挑起的贸易战，不会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毁灭性打击。
中国应对有方
有挑战必有回应。对美国主动发起的对华贸易战，除了在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必要的反制外，中国的应对主要表现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创新驱动三个方面，从总体上看，是有理、有利的。
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用新的增长方式取代原有增长方式已是当务之急。以切实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出发点，加大改革力度，将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进一步由出口拉动转移到内需拉动，是应对贸易战的长久之策。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规模大，经济发展继续依赖出口拉动将面临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困难。2006年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为38.6%，以后逐年下降，但在2016年这一比重仍高达20.2%。在世界主要大国中，中国依然是对外部需求、特别是对美国需求依赖度最高的国家。由此，有必要用一个由国内市场拉动的经济取代一个依靠出口推动的经济。中国拥有近14亿人口，国内经济行业齐全，市场庞大，各地区之间已具有相当强的经济互补性，理论上具备内需拉动的条件，内需不振的最大瓶颈在于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提高速度太慢，需要通过资源能够得到有效配置、知识产权能够得到保护、法治制度健全的市场体制的途径，切实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水平。
就出口方面而言，资源跨时、跨境配置的扭曲的情况亟待改变。在出口导向政策指导下实行的各种形式的出口补贴，导致出口产品的价格发生扭曲，资源错配，对外导致贸易条件恶化，对内导致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和国民福利的损失，弊大于利，最好尽快取消；实在难以办到，也要逐渐取消。从内需而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切实提高广大劳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与福利水平。拥有大量优质廉价劳动力曾是中国的比较优势。企业使用劳动报酬低的劳动力，可以使产品成本大幅降低从而提高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能力。但由于现今中国的劳动力已出现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日渐消失，依靠劳动力优势扩大出口的模式已经失去可持续性。
问题还在于，中国的这种劳动力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此次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重要口实。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看来，中国工人没有集体谈判权，所谓劳动力优势无非是“低人权优势”，是中国企业不正当竞争的表现，严重违背了WTO规则。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广大劳动人民吃苦耐劳获得发展，曾是东亚现代化模式的重要方面。例如，在20世纪60~80年代高速发展时期，日本人也被西方人讥笑为“工蜂”。以工人劳动时间为例，1987年，日本制造业工人人均年工作时间为2150小时，比当时的西德多出500小时，比当时美国、意大利多出200小时。并且，在日本为数众多的雇佣工人5~29人的小企业，人均劳动时间更是长达2176小时。[30]日本以往的这种做法，虽然屡遭西方国家的讥笑，但并未成为惩罚日本的理由。即使在今天，日本的上班族在发达国家中的工作时间依旧最长，加班加点如家常便饭，“过劳死”经常发生，美国人对此视而不见，却只是对中国的类似情况横加指责。但无论如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应该通过深化改革，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提高工资水平，减税，解决医疗、教育、住房问题。
扩大开放，即加大开放的力度和深度。“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2018年4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发表演讲指出，中国将推出众多对外开放措施，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主动扩大进口四个方面，并强调将尽快使之落地，中国的对外开放一定会打开全新的局面。[31]6月29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大幅扩大服务业开放、基本放开制造业、放宽农业和能源资源领域准入。此外，中国还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区等。这些重要举措，有利于吸引外资，有助于中国产业升级，也有利于对冲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刘易斯就曾指出欠发达国家要将外贸这一增长引擎的速率加以维持的，唯一办法就是改变燃料的来源，即大力推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32]中国首倡的“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其稳步推进不仅可以为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的投资贸易机会，更能强劲地带动相关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而为中国扩大开放创造更多机遇。
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重视创新驱动。普雷维什和辛格等人曾指出，外围国家用所生产出的需求弹性低的初级产品同长于技术创新的中心国所生产的需求弹性高的产品进行交换，其结果只能是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因此外围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必须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生产出大量需求弹性高的制成品，才能改变现存的国际关系格局。[33]“市场换不来核心技术,有钱也买不来核心技术”，在目前情况下，我国只有通过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等途径推进自主创新，积极介入高新科技产品领域的竞争，尽量使深度参加全球分工体系和依靠自己力量掌握核心技术之间达到平衡状态，提升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才能有效减少贸易纠纷，有效应对贸易摩擦。我国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美国康奈尔大学以及欧洲商业管理学院共同发布的《201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的创新指数名列全球第29位，在中等收入国家中排名首位，与高收入经济体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我国在人力资本开发和研发资金投入等方面的创新能力已经非常接近高收入经济体。[34]另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发布的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首次进入“最具创新力经济体”前20名。[35]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对内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坚持开放合作创新，扩大科技领域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开辟多元化合作渠道，精准选择合作领域，加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对外科技交流合作，我国完全有可能在未来一个时期内在高科技领域明显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注释
[1]《侠客岛：面对中国美国到底在焦虑什么？》，https://item.btime.com/35sdq0bfks99gkop26smi1jcn59。
[2]何宗森：《中美贸易战促使我国国际化战略更快推进》，http://www.sohu.com/a/227258575_99964043。
[3]姜超、李金柳、宋潇：《加大改革开放，才能转危为机——从欧日、欧美协议看贸易摩擦》，http://news.hexun.com/2018-08-03/193668176.html。
[4]达巍：《美国对华战略逻辑的演进与“特朗普冲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5期，第34页。
[5]《特朗普：欧盟占美国便宜，是“头号对手”》，http://www.sohu.com/a/241597799_161794。
[6]朱颖：《特朗普颠覆美国对华战略》，http://www.uzbzw.com/mon/keji/20180508/45020.html。
[7]"Strring Steve Bannon Speech at Japan CPAC 2017", https://www.google.com.hk/amp/s/amp.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7/nov/15/steve-bannon-japan-rails-against-chinas-hegemonic-/.
[8]这“八种武器”分别是：精心编制的非法出口补贴网络；对货币的狡猾操纵和总体低估；对美国知识产权财富公然的造假、盗版和偷窃；相当短视的意愿，即用大规模的环境破坏来换取几块钱的生产成本优势；远低于国际规范的、极度松散的工人健康和安全标准，导致工人患上褐色肺和一系列复杂的癌症、截肢；不合法的关税、配额以及其他关键原材料的出口限制（从锑到锌），并作为一种战略手段来获得对世界冶金和重工业更大的控制；掠夺性定价和倾销，旨在将外国竞争者赶出关键资源市场，并用垄断价格获取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主义长城”——旨在让所有的外国竞争者无法在中国大地上设立门店。
[9]"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
[10]《重估中国：北京是怎样让美国期望落空的》，经济观察研究院，2018年4月27日。
[11]《侠客岛：面对中国 美国到底在焦虑什么？》，https://item.btime.com/35sdq0bfks99gkop26smi1jcn59。
[12]Strring Steve Bannon Speech at Japan CPAC 2017, https://www.google.com.hk/amp/s/amp.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7/nov/15/steve-bannon-japan-rails-against-chinas-hegemonic-/.
[13]李文：《高调反华与美国“救世情结”的破灭》，《人民论坛》，2018年4月中，第21页。
[1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88页。
[15]George Kennan, "The Long Telegram", Moscow, February 22, 1946, http://www.ntanet.net/KENNAN.html.
[16]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帐薄中国：美国智库透视中国崛起》，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第132页。
[17]《2017年全年美国货物贸易及中美双边贸易概况》，http://www.qqfx.com.cn/news/120360.html。
[18]《李稻葵领衔报告：中美经贸不会全面对抗，中国应保持定力，苦练内功》，https://pit.ifeng.com/a/20180711/59111352_0.shtml。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8页。
[20]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日。
[21]《汪洋称中方承认美国主导世界引美媒关注》，http://intl.ce.cn/qqss/201501/06/t20150106_4274369.shtml。
[22]崔天凯：《新时代里仍主要着眼于自身发展中国不谋求全球主导地位》，《联合早报》，2018年7月28日。
[23]［美］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nmo）：《北京共识》，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2004年5月11日。
[24]《李稻葵领衔报告：中美经贸不会全面对抗，中国应保持定力，苦练内功》，https://pit.ifeng.com/a/20180711/59111352_0.shtml。
[25]姜超、李金柳、宋潇：《加大改革开放，才能转危为机——从欧日、欧美协议看贸易摩擦》，http://news.hexun.com/2018-08-03/193668176.html。
[26]李文：《在和平合作的时代大潮中贡献中国力量》，《经济日报》，2018年4月19日。
[27]《特朗普一盆冷水，让我们更加清醒！中国该如何应对？》，http://www.sohu.com/a/244495902_166580。
[28]《工信部副部长：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中32%在中国仍空白》，http://news.ifeng.com/a/20180717/59237655_0.shtml。
[29]郑秉文：《中国预计从2024年开始进入高收入阶段》，《人民日报》，2016年6月12日。
[30]［日］晖峻淑子：《何谓富裕》，东京：岩波书店，1989年，第109页。
[31]《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 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http://www.chinanews.com/gn/2018/04-10/8487491.shtml。
[32]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312页。
[32]［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德］汉斯·辛格：《贸易条件的争论及软贷款的发展：联合国的早年》，《发展经济学的先驱》，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
[34]《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国际比较》，国家统计局。
[35]《看待中国科技创新世界地位要有“定力”》，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18-08/07/content_7612689.htm?node=20908。
The Deep Objective Reasons for the Deteriorated Sino-US Trade Friction
Li Wen
Abstract: The deteriorated China-US trade friction is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deepening of their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of the long-standing significant trade deficits between them. The trade dispute will not break off the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or trigger a new cold war around the world, but it will cause a decline in the bilateral trade volume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temporary difficulties in China's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a slight slowdown in the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Deepening reforms, expanding openness and being innovation-driven are the main measures China may take in response to the trade war started by the US.
Keywords: Trade friction, Sino-U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der
责 编／杨昀赟
李文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