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西方世界”“后西方时代”“后美国时代”正在来临，美欧等西方国家一时很难接受、很难适应，不能不由此产生普遍的危机感和战略性焦虑
为什么在全球化高歌猛进，中国及广大非西方国家紧跟全球化步伐，不断取得经济、政治、社会进步，东西方发展差距明显缩小的情形下，世界却乱象丛生、更加动荡？为什么冷战后一向被认为是“世界稳定岛”的美欧等西方国家成为动荡之地，甚至成为引发国际动荡与国际乱象的动荡之源？要弄清这些问题，有必要先弄清当前的时代特点。
对当前时代特点的判断，国际上有各种各样的评论。有人说，当前世界已经进入“后西方时代”，或者说“后美国时代”“无极时代”“扁平化时代”，属于“后西方世界”，等等，这是有道理的。用这样的时代观分析当前国际动荡不止、国际乱象丛生的根源，以及西方国家成为国际动荡的根源，我们就有了一个认识当前国际乱象本质及其根源的新视角，也有了认识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新视角。
所谓“西方世界”“西方时代”，以及20世纪以来的所谓“美国世纪”和冷战后的所谓“单极时刻”，缘起于500年前新航路的开辟。自那时以后，美欧等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方面突然发力，迅速走到了世界前列，抢占了“领导世界”的霸主地位，并一直维持这一优越地位长达500年之久。到19世纪末，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享有的权势达到其第一个历史峰巅，突出标志是大部分非西方国家都变成了美欧国家的殖民地。那时的中国以及埃塞俄比亚、土耳其等国，虽一时未成为美欧国家的殖民地，但也沦为西方国家可予取予求的半殖民地。
冷战结束时，美欧等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享有的权势达到其第二个历史峰巅，突出标志是西方国家当时占有世界GDP总量、贸易总量的80%以上，其军费开支也一度达到世界军费开支总额的80%以上。仅美国一国的军费开支，就曾一度达到紧靠其排名的前15个国家军费开支之和，这15个国家还包括属于西方阵营，与美国结盟的英、法、德、日、意、韩等国家。当时，不但美国的GDP总量是中国的10倍，而且日本的GDP也是中国的5倍。
为什么美欧等西方国家能以不到世界人口总数1/5的人口，占有世界约4/5的财富和实力，其人均GDP在巅峰时甚至是非西方国家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虽然西方国家在垄断国际话语权时期列出了不少答案，如“白种人优越论”“西方民主优越论”“基督教文明优越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优越论”等，但都不是事实。真正的原因在于西方并非必然性地着近代科技革命之先鞭，抢占了科技革命的制高点，加以垄断，并在科技领先的优势驱动下，率先进行工业革命，在产业、商品贸易、经济发展和军备领域走进世界前列，且由此积累实力、向全球扩张、搞西式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等，从而确立了美欧等西方国家在全世界的主导地位、也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确立了历时达500年之久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进而导致全球财富和实力向西方一极高度集中。
然而，冷战后全球化的新发展，以信息革命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普遍发展、觉醒改变了这一切。这其中，以信息革命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尤其具有决定性意义。信息革命、交通运输革命和商品的全球流通使世界真正实现了互联互通，也使全世界各国共享“专业性”、共享经验、共享科学技术，西方和非西方国家由此共处于同一全球价值链中，这就使得科学技术全球共享并向全球扩散，美国等西方国家要想像过去500年那样垄断科学技术并凭借垄断新科技，来统治全世界已经不可能。其结果是，财富也必然向世界扩散、向非西方国家倾斜，非西方国家由此也加快了在经济、政治、科技等领域“赶超”西方国家的步伐。在此过程中，非西方国家中的中国尤其一马当先。
冷战后仅20余年间，因科技和财富出现大规模扩散态势，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的实力对比就发生了转折性变化。根据2017年的最新统计，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占有率已经从冷战初期的大约4/5降至不到50%，非西方国家已经有能力与西方国家分庭抗礼。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全球财富中的份额减少，加上其内部分配不均，就造成其内部不少阶层、尤其是蓝领阶层和部分中产阶级财富缩水、生活困窘、不再享有昔日西方国家的优越感。在美国，蓝领工人近40年未涨过工资，日本、欧洲国家的情形也大体如此。这种情况，正是美欧等西方国家民粹主义及疑欧主义大行其道，反全球化、反贸易自由化及反移民浪潮日益高涨，恐怖袭击泛滥成灾和“纯种白人”成为西方国家恐怖袭击骨干的深层次根源；也是英国公投“脱欧”，美国总统特朗普被有反全球化、反移民、反自由贸易和民粹主义倾向的蓝领们推上台，并奉行所谓“美国优先”政策，奉行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反移民政策的深层次根源。而中国尤其成为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攻击目标。
不仅如此，未来趋势更对美欧等西方国家不利。这是因为以信息革命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使新科技扩散加快，进而导致技术和财富向全世界扩散，导致世界更加全球化。而且，由信息革命带动的新型共享经济，如“互联网+”、共享单车、支付宝等，得以在中国这样拥有14亿消费者的“巨型”国家迅速形成产业、出现爆炸式发展。一向以有创新精神自居的美欧日等西方国家之所以在这些方面落后于中国，根源就在于其人口数量和国家规模“不达标”，是所谓“非不为也，是不能也”。美国特朗普政府没有因此而向中国学，例如，学中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多建高铁等，而是企图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阻止中国继续高歌猛进。
总之，全球化的新模式、西方国家不再能像过去500年那样保有对新科技进步的垄断、财富和技术加快向非西方国家转移、以信息革命为基础的共享经济及“互联网+”等更有利于人口众多的非西方国家“赶超”，以及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不利于西方国家的变化及其长期趋势，预示着所谓“后西方世界”“后西方时代”“后美国时代”正在来临。面对这一所谓“500年未有之变局”，美欧等西方国家一时很难接受、很难适应，不能不由此产生普遍的危机感和战略性焦虑。正是在这种普遍危机感和战略性焦虑的驱动下，美欧等西方国家内部，社会大众、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蓝领们，就转向民粹主义、疑欧主义，转向反全球化、反贸易自由化及反移民、反精英，甚至转向搞恐怖袭击、校园枪击等极端轨道；而其精英、上层和决策者，如美国总统特朗普、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等，不得不迎合其国内选民、大众呼声，迎合民粹主义，奉行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和对中国挥舞保护主义大棒等国策。这些内外因素相结合，作用于国际社会，就使得世界乱上加乱，使得美欧等西方国家不但成为世界乱源，其本身也成为“动荡之岛”，而中美关系也因此而更加复杂、面临新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