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权力的实质：内阁权力大小全部掌控于皇帝之手
明代的内阁大臣，常被时人冠之“宰相”“相”“宰辅”“副相”等称谓，这在官员奏疏及私家著述中屡见不鲜，似乎也得到皇帝的默认。但从内阁权力的实质而言，哪怕是在内阁首辅有“赫然真相”之称的嘉靖、万历时期，也不具有以往宰相的那种真正实权，可谓“此相”非“彼相”。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明代的内阁始终未能发展成为明代行政中枢最高一级的权力机构，阁臣也始终没能具备传统宰相的法定政治权力。鉴于明太祖严令后世子孙不得重置宰相、违者重惩的祖训以及明代君主集权专制的政治特点，明代的内阁制度虽然和以往的宰相制度有众多相似特点，但绝非传统宰相制度的简单复活。
例如，票拟权往往被视为内阁最重要的权利，内阁首辅也因此被视为事实上的宰相。但明代内阁大学士的票拟权，只不过是替皇帝拟票，其所拟的批答文字，非经皇帝御览同意则不能生效。且明代阁票的批复又由司礼监太监掌管（俗称“批红权”），由此，阁权（票拟）能否最终落实，实际上落入了司礼监太监之手，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内阁的职掌。
与传统宰相不同，明代包括首辅在内的阁臣没有法定的权力，其品级自始至终只是正五品，阁臣政治地位的提高，主要依靠的还是阁臣自身之外的头衔，诸如尚书、师、保等。嘉靖时期的内阁首辅夏言、徐阶官进礼部尚书，严嵩官进吏部尚书，万历时期的张居正、申时行也分别官进吏部尚书和礼部尚书。此外，诸如六部奏事“不得相关白”“不得专制诸司”等制度规定，也使得内阁不可能发展成为高于六部的中枢行政部门。明代内阁的盛与衰，阁臣政治生命的荣与辱，完全掌握在皇帝手中。如嘉靖初年力排众议扶嘉靖皇帝登基的杨廷和，因在“大礼议”中与嘉靖帝意见相左，便被罢归故里，后被毫不留情地削职为民。至于在万历新政中居功至伟的张居正，身后惨遭清算，被夺爵抄家的悲剧更是自不待言。这一切均说明，明代内阁不过是君主集权制度下的附庸而已，离开皇帝的支持，阁权就无从谈起。
此外，明初不立宰相的祖训，客观上也阻碍着那些有恢弘宇内、澄清天下之志的阁臣们勇担重任。一方面，大学士没有宰相之名，却行使宰相权力之实，在朝臣心里难免会形成一种越权的感觉，就算得到君主的默许也难以服众，可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张居正身后惨遭清算，固然有威权震主、祸萌骖乘的深层原因，但越权弄职却是六部言官指谪倒张的重要理由。另一方面，阁臣自身心理上亦难以逾越这一祖训，生怕被言官据祖训将其参劾劫罢。嘉靖年间，首辅徐阶悬挂于阁府壁上“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的条幅，便是这种惴惴然心态的生动体现，也是君主专制政体下身为人臣的至深感悟。
尽管如此，作为沟通皇帝与六部职能部门之间的中介辅政机构，明代内阁在明代政治生活中仍然影响甚巨，对明代社会的政治稳定、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人们时常津津乐道的“仁宣之治”“弘治中兴”“嘉靖新风”，莫不与这一时期内阁与皇帝之间彼此信任、阁臣精干得力密切相关。仁宣之治源于“三杨”辅佐；弘治中兴依靠任用丘濬、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众多贤臣；嘉靖新风则得益于杨廷和主政。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皇帝或迷恋斋醮，或沉溺后宫，或消极怠政，多年不上朝。但因有内阁的尽责辅助，才保证了这一时期朝政纲领的正常实施。这其中，无论是嘉靖年间东南沿海的抗倭，隆庆年间与北方蒙古的俺答部议和，还是万历年间的朝鲜之役，均有内阁集体参与谋划乃至决策其中。
无宰相之权，行宰相之职，这是明代在制度层面赋予内阁的职责。这种制度安排的微妙之处就在于，内阁权力的大小和阁臣地位的高低，全部掌控于皇帝之手。因此，明代的内阁制迎合了君主专制集权的统治需要——皇帝需利用内阁治国安民，前提是不能对皇权有丝毫的威胁乃至侵犯。但是，这种无法律制度保障的辅政权，使得内阁成员缺少安全感。阁臣权力不仅要受到君主的限制，还要受到掌管批红权的宦官的操纵，可谓处境艰难。为提升自身的势力，阁臣便不免拉帮结派，倾轧同行。晚明时期，阁臣之间门户之争、尔虞我诈的现象相继出现，他们甚至不惜与宦官沆瀣一气，继而演变成朋党之祸，为大明王朝的覆亡埋下了祸根。黄宗羲曾感慨，“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相始也”，道出了明代废除丞相之后的弊端及其深层影响。
明王朝的衰落与内阁制的崩坏不无关联。万历后期，党争频起。天启年间，阉党横行，内阁成员顺阉党者昌，逆阉党者惨遭迫害。及至崇祯帝刚愎自用，恣意罢黜内阁学士（在位十七年，前后任用内阁学士五十人），彻底破坏了皇帝与内阁之间原有的信任与默契。这一切均使内阁权力日渐式微，直接削弱了明政府的统治能力，使其在面对日益严重的边防危机与内政困境时，自乱阵脚、力不从心，最终走向灭亡。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清]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明太祖实录》，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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