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智利模式”。1970年，在美苏争霸之外的第三世界，南美洲国家智利产生了该国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萨尔瓦多·吉列尔莫·阿连德·戈森斯（Salvador Guillermo Allende Gossens）。阿连德主张智利从依附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并且发展出一条“既不像苏联那样将计划产量从中央向下级逐级指派，也不像美国那样依靠自有市场调节”的“智利特色社会主义道路”。⑦因此，阿连德邀请英国控制论学者斯塔福德·比尔（Staford Beer）主持开发一套名为“Cybersyn”的赛博协同项目。比尔设计了一个三级系统：一级系统负责监控二级和三级系统是否按照系统目标运转，二级系统负责横向协调三级系统之间的关系，使得三级系统的各部分知晓彼此之间在做什么，三级系统则需要知道系统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只需要执行有益于该目标的行动即可。⑧
智利的互联网探索具有相当的独特性，但也具有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必然性。美国的贸易禁运，使得智利脱离了全球市场，从而“不得不”发展出一套基于“落后技术”，依靠车间工人能动参与的“先进设计”；而在社会主义阵营，智利的人口和经济规模远远小于苏联，使得利用互联网系统灵活调控经济成为可能，而凝聚全国共识的阿连德政府也可以有效避免官僚体系的内耗。⑨然而，随着1973年皮诺切特的军事政变，阿连德饮弹自尽，“Cybersyn”项目的工程师开始焚毁项目数据和资料——新技术的诞生、发展、爆发、消亡，最终还是离不开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比较美国和苏联的互联网发展史，技术实力的高低在其中并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苏联自上而下的建网计划，却遭到了部门之间和地方政府自下而上的抵抗；美国政府通过吸纳科学家、工业界和基金会的参与，看似形成了全社会自下而上的自发协作，但实质仍然是政府和军方自上而下的引导动员。而智利的例子也说明，即使技术基础薄弱，仍能发展出独特的技术路线，而这种技术路线根植于特定的地缘政治和国内需求，也同样受到国内政治格局的影响。可以说，技术路线最终能否实现，或以何种方式呈现出来，和所处的政经体制和社会文化动因息息相关。与其说互联网是技术驱动的革命性突破，倒不如说互联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互联网，是一种根植于社会环境的历史延续。现在全世界通行的互联网“美国模式”某种程度而言是历史的偶然——同等规模竞争者的竞赛失败（苏联）和替代模式的规模限制（智利）。也就是说，当世界出现另一同等规模的竞争者，且该竞争者同样具备适合技术创新和发展的社会环境，那么互联网的形态或许就会发展出另一套替代模式。这构成了本文推测讨论未来传播形态的理论基础。
未来传播趋势：从“互联网”到“人联网”
基于以上的理论认知，本文认为未来传播趋势将会更加突出“人”的主体性因素，社会建构对于互联网和传播形态的发展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一代互联网应用实现了信息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的连接，准确地说是“信联网”；第二代互联网应用将虚拟空间和物质空间进行连接，所以称之为“物联网”；第三代互联网应用的可能方向极有可能是实现生物信息和计算信息的连接，将“人脑/人的智能”和“电脑/人工智能”进行连接，机器学习、可穿戴设备等技术的开发和运用都在朝这个方向进行，因此可以称之为“人联网”。同时，由于“人联网”时代的机器依赖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所以可以认为是一种智能传播的生态。
进一步说，伴随传播形态向“人联网”方向发展，若干关于这一趋势的技术路线、产业发展和政策管理等“社会配套设施”也呈现了相应的特征，具体来说则是软件化、中心化、主权化。从技术路线的方向来看，未来传播的趋势会越发匹配用户的兴趣爱好和个性需求，硬件层面的换代升级创新将会被软件层面的产品设计创新所替代；从产业发展的方向来看，未来传播的趋势将会呈现进一步中心化的特征，虽然用户需求被个性化、分众化满足，但是却无法脱离资本和市场逻辑，边际成本和规模效应仍然是互联网资本的主线；从政策管理的方向来看，未来传播将会从虚拟落地现实，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重合度会越来越高，主权原则和法律规制将会渐成共识。
软件化：从“基础设施”到“平台媒体”。过去，信息传输光纤、信息处理器、图像分辨等硬件技术的突破，推动了新兴互联网产品和应用的开发。然而，随着互联网的硬件基础设施环境的日益完善，信息技术的创新方向转向软件领域。而且，软件领域的创新不仅包括类似图像处理、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技术本身，也包括产品设计、用户体验等技术的应用方面。在“人联网”的传播形态下，作为基础设施的技术必须和个性化、分众化的不同用户群体予以结合，而不同群体的用户又通过不同类型的场景组合予以建构，最终形成基于“平台媒体”的传播形态。简单举例，摄影技术相关的场景可以分为专业创作、参与生活、身份认同三类场景，信息发布的场景简单分为“群体分享”和“大众传播”两类，那么参与生活、身份认同的摄影场景（美图秀秀）和群体分享的信息发布场景（微信）组合则建构了某类平台媒体，而专业创作的摄影场景（Photoshop）和大众传播的信息发布场景（微博）组合则可以构建另一类平台媒体。
中心化：从“信息共享”到“共享经济”。平台媒体传播形态的崛起，一方面垂直满足了个性化和分众化的使用需求，但另一方面由于数据跨越场景的无缝贯通，平台媒体对数据及其衍生效应的控制权力也进一步增强。曾经，作为扩展信息渠道、解构机构权威、增强个体权能的互联网被认为是一个分布式系统，“去中心化”成为其最重要的属性特征。然而，掌握数据资源的平台媒体，重新建构了自身权威，并且着力构建一个封闭的“生态圈系统”。可以说，互联网从诞生初期的非功利性信息分享平台，通过几十年的发展“终于”融入了现行的资本主导和生产消费的市场建制中，成为营利性的“共享经济”，再一次“中心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