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发生深刻变革。尽管西方还处于国际体系的核心位置，但由中国引领的新一轮全球化进程正在成为推进全球治理转型的关键力量。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必将开始塑造和影响全球化，这种“再全球化”进程超越传统全球化模式局限，将“二元格局”演变成“三元格局”。
【关键词】全球治理 中国崛起 “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引领的“再全球化”进程，转变为多元包容的共生网络
“再全球化”是指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全球化进程的改革，以及这种改革所产生的模式升级与扩容效应。传统的全球化以“中心－外围”经济结构为基础，发达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工业制成品与原材料贸易所造成的“剪刀差”是构成全球化不公平的根源之一。而当新兴国家全面崛起，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全球化的“二元格局”将演变成“三元格局”：即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外围国家相互联通的状态。这种三个世界的互联互通将超越高层全球化与低层全球化的对立，缩小中心－外围之间的等级差距。
首先，再全球化的动力由传统大国转向新兴国家，西方大国的全球化参与能力与意愿下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陷入不同程度的孤立主义泥潭之中，自顾不暇。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全球秩序的参与度越来越高，这种“一降一升”给了全球化新的动力。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在2008年前后异常明显，这些国家曾经长期处于全球化的边缘或半边缘地带，如今开始走向舞台中央。
其次，新兴国家通过主动供给公共产品，发挥全球治理的桥梁作用。中国当前世界级的经济规模与贸易体量，对全球政治将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13-2016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0%左右，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居世界第一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出口市场。同时，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国家，其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为世界创造巨大经济动力，同时也将孕育一个超级中产阶级消费市场。这种来自国内的消费需求与中国走向全球的步伐同步，将在全球创造一种“中国消费者支撑外国经济”的现象。近年来，中国成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支持者，这都基于中国过硬的整体实力。2014年8月，习近平主席出访蒙古国时明确表示，“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2017年初，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说，“中国为我们带来了阳光，使我们对未来更有信心”，而此时，美国及其伙伴国正忙着“砌墙”将全球化挡在门外。时至今日，全球实力最强的霸权国越来越不愿意承担责任，新兴国家则成为了全球治理的活跃者。
最后，再全球化倡导包容性哲学，反对零和式、等级式国际关系竞争。在21世纪，霸权国不能简单的靠实力取胜，以及奉行强制支配逻辑。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2012年发布的《全球趋势2030》报告中明确宣称：“到2030年，没有国家将是霸权国家。个人赋权、权力在国家之间的转移，以及权力从国家向非正式网络的分散，将是影响深远的”。自十八大以来，中国国际秩序观从被动应对为主，开始转变为主动经营。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均是以包容的儒家思想为底蕴，展现出中国推进再全球化方式的开放性、柔和性与务实性。构建包容性的再全球化，需要一种新型的关系性互动模式。“互联互通”目标是有限的、可控的，战略姿态是克制的，重在发挥中国的真正优势，以包容、融合、聚合化解封闭、排他、阵营，彰显的是“东方智慧”。
“一带一路”倡导的互联互通思维，将开创全球治理新模式
失衡的全球化面临修复，亟需一个平衡和包容性发展的全球化新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包容性发展的理念，强调推动全球化更加平衡和包容性发展，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和进步。“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全球化的多样性，摆脱了简单全盘复制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开启了更加多样性的经济发展、文明进步的方式。旧的全球化模式，过度依附西方国家，缺少新兴国家的贡献与元素。在西方强势的经济与文化优势面前，全球化成为了一种单向的流动：资金技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而人才与红利则从世界各地汇聚于发达国家，这种不对等的收益格局，让发展中国家难以展现比较优势。而“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共商、共建、共享”让每个国家都有参与建设、发挥优势的机会与平台，构建的是一个更加公正的、多中心的全球化。
首先，从运作模式上看，“一带一路”倡议是完全开放的“零门槛”松散网络。与传统的封闭式俱乐部合作机制不同，“一带一路”主张自由参与，不限制具体数量与参与者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发展道路等差异，而且致力于分散地缘政治风险促进区域和谐与交融，极力反对传统大国所惯用的地缘战略思维。中国坚持认为，沿线国家只要对中国的倡议感兴趣有需要，就可以积极响应，任何合作只要建立在相互良好意愿上即可，没有严格复杂的规则协议，更没有相对固定封闭的会员身份制约，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意义上的“共商、共建、共享”，哪怕是相互之间存在矛盾与冲突的国家，也能在这个大倡议下暂时搁置冲突进行双方互利的合作。由此，参与国在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激发自身主体意识与参与热情，任何矛盾与冲突都可以通过协商统筹的方式解决，让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国家都能有收获。与美国主导的规则治理不同，它关注的互动本身以及互动进程，结果并非决定性的。
其次，从领导机制上看，“一带一路”没有固定的中心，鼓励自下而上的赋权式领导。这种领导方式基于主权平等与多样差异的基础，主张区域内的任何解决方案都需要尊重当事国政策和选择的优先性，反对强制性领导与外部强加的融合。传统的全球化规则建立在理性的机制之上，隐含的是竞争取胜逻辑，即各个国家为了在全球化浪潮中占据有利位置必须要争先恐后的竞争，集中自己的资源来扩大自身利益范围，而不用去考虑对别国以及区域利益的影响。中国始终不走传统强国的武力崛起之路，而是坚持和平发展。和平发展的关键是，避免零和式的发展竞争，在自身发展的同时需要带动世界发展，为国际社会做贡献。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最后，在合作策略上主张发挥比较优势。毫无疑问，道路、桥梁、运河与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是未来10年亚洲经济繁荣的基础。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备显著的优势。一方面，中国的大型基建技术处于世界一流水平，建设大型工程的经验丰富。另一方面，中国的技术成本与劳动力成本偏低，向外输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模式的比较优势明显。据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收益率显著，分别达到了从20%到200%不等。“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基础设施陈旧老化，道路交通不完善、电力供给不足、通信设施匮乏等问题，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可以为应对此类问题供给解决方案与跨区域公共产品。
（作者分别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副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①［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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