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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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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的机遇与中国的选择(2)

当前的机遇

对于海洋、尤其是深海远洋的关注,是近年来我国出现的新现象。中国的军舰开始进入世界大洋,载人潜器进入深海海底,无不赢得全国上下一致的欢呼。中国如此重视海洋,至少是郑和下西洋之后六百年来的第一次。有趣的是这一切恰好发生在世界海洋事业的转折期,发生在人类从海洋外面进入海洋内部的新阶段,客观上为中国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提供了历史的机遇。

从历史上看,华夏文明的大陆性质和以古希腊为代表的地中海海洋文明形成对照。古代的中国航海技术在当时具有领先地位,但是自以为位居天下中心的皇朝,对海外的“蛮夷”之邦不屑一顾,认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朱元璋语)。因此,海洋不属于正能量。尤其是明清两朝为防范倭寇与政敌而推行“海禁”政策,宣布“片板不准下海”,切断了宋元以来繁盛的海上丝绸之路,甚至在郑和之后自毁水师,闭关自怡,直到鸦片战争被英国的炮舰轰醒。这些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举措,其实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大陆文明要求稳定和继承,所谓“父母在,不远行”,不支持海外的开发。华夏文明的大陆性质留存至今,构成了东西方文化差异中的重要方面,依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民族性。

现在,我国的海洋政策终于改变。建设海洋强国已经列为国策,海洋事业、尤其是在深海远洋的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受到举国上下的共同支持。近代史告诉我们,大国崛起都与其在海洋上的成功有关。无论18世纪彼得大帝的改革,还是19世纪睦仁天皇的明治维新,都伴随着向海洋文明的转变,伴随着海上的开拓;而缺乏海洋视角的光绪“戊戌变法”归于失败,结果加快了大国的衰落。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看,华夏振兴还是面临着要过“海洋关”,中国传统的大陆文明仍然有待向海陆结合的文明转变。H·基辛格曾经将20世纪英德的对抗和21世纪美中关系作比较。在他看来,“德意志帝国和当今的中国都是复兴的大陆国家,美国和英国都是海洋大国”。R·卡普兰也认为今天中美的南海之争,相当于百年前欧美的加勒比海之争。能否在南海取得成功,将决定中国大国崛起的命运。弘扬海洋文明,建设海洋强国,是振兴华夏的必由之路。

幸运的是中国近年来开始重视海洋,在国内正值科教兴国的高潮,国际恰逢进入海洋内部的新时期,出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遇。由于世界经济并不景气,发达国家的深海探索步伐放慢。美国的海底观测网,受经费的牵制经过几度“瘦身”、多番推迟,最终于2016年建成;德国15年前就提出的“北极之光”破冰钻探船计划,终因经费不能到位而胎死腹中;欧盟的DS3F即“深海与海底下前沿”计划,体现了“三深”技术集成运作的先进思路,同样受制于经费而停留纸上。目前,发展深海科学,中国几乎是世界上唯一既有实力又有愿望的新推手,在国际合作中应当抓住时机挺身而出。然而,我国起步过晚、实力有限,必须要在精心策划、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出手,而不能鲁莽上阵,更不可妄自称大。

中国的海洋战略亟待吸取国际上的教训。拿上述国际大洋钻探计划为例,几十年来一直是围绕着美国的钻探船,由美国领衔进行,1990年代日本向美国叫板,在新世纪之初建造了一艘比美国船大几倍的“地球号”钻探船,以期争夺国际领导权,大洋钻探办公室也一度从华盛顿搬到了东京。“地球号”下水时由日本公主剪彩,出航时向全世界宣布要“打穿地壳”,引领世界科学潮流。可惜由于经费和技术上的困难,现在日本船每年只能有少量时间用作大洋钻探,国际计划仍然主要依靠美国船,由美国主持进行。殷鉴不远,中国想在国际深海科学界出头,必须吸收前人的教训,将科学目标和实际可行性放在首位,在紧密的国际合作中前进。

中国的选择

人类进军深海尚在起步阶段,目前除油气开采之外,各国主要的作为还是科学探索和军事举措。军事不属本文讨论的范围,而深海科学探索的特点就在于技术难度,和由此带来的昂贵费用和巨大风险。因此,即便是发达国家,也往往采用多国或多单位合作的途径,集多方的资源和技术共同探索。我国多少年来鼓吹“设备开放”和“数据共享”,可惜至今收效不大;深海领域的国际合作成绩卓然,但依然受限于未能突破的瓶颈。因此,必须在国家层面从政策高度加以调整,才足以应对进军深海的挑战。简言之,要在合作开放和关门单干两者之间,作出明确的选择,无论国际国内都是一样。

近几年来,中国的海洋事业正在经历着黄金时期。海洋、特别是深海的科学技术,从来没有获得过像今天这样大的投入;海洋、尤其是深海的探索,从来没有得到过像今天这样全国上下协力同心的支持。各地建设海洋基地的积极性日益高涨,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如雨后春笋。现在重要的是要有全局观念,统筹协调、错位发展。有人说,现在中国海洋学院的数目,可能超过了国外全球的总数;也有人说,我国新建的同类海洋调查船为数过多,可能将会陷入部分闲置的困境。但愿这些话都只是杞人之忧,但是加强顶层设计、防止低水平重复,无疑是燃眉之急。

伴随着我国海洋科技发展的,是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包括双边、多边和像大洋钻探那样的大型国际计划。但是数量不等于质量,我国海洋科研实力在数量上的增长并不等于质量上的优势,在深海的国际合作中我国至今只是个参与者、后来者,仍然属于“跟跑”行列。向深海内部进军是一个新的契机,我国应当抓住新的机遇,在发达国家放慢步伐的时候争取“弯道超车”,力求尽早进入“领跑”的核心。最近,发改委设立海底观测网大科学工程、科技部推进参加国际大洋钻探的新步骤,都是适时的明智之举。

但是海上的国际合作,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首先是政治和军事因素,海洋科技国计划的实施取决于外交政治,世界大洋有多个科学上的关键海域,由于当事国的反对而不能开展调研。不少精心筹备的国际合作航次,最后由于军事政治原因突然废止。然后是经济因素,深海科学已经成为“富国俱乐部”,一般发展中国家不敢问津,深海研究的发展在客观上加深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科技上的鸿沟,同时也为我国出手,团结发展中国家进入深海“俱乐部”留下了空间。如果中国有能力加入新世纪深海研究的“引领者”行列,就应当将发展国际科技合作纳入外交战略,协助发展中国家逐步进入深海研究的领域,通过科技合作推进“民间外交”,在重点海域确立我国的科学领导地位,形成以我为主的国际科学群体,使得科技合作为海洋维权服务。

当前我国的海洋事业一片光明,但是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合作,还是单干?首先是国内的合作,能否实现学科、单位和地方间实质性的合作,能否做到设备载器和数据信息的共享,能否建立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协调发展,这些将会决定近年来海洋科技发展高潮的真实效果。同时在国外合作问题上也面临着选择:究竟是采用关起门发展,还是走国际合作的道路?前者方便而且习惯,既不会有“泄密”之类的麻烦,也便于背向世界作“国际前列”之类的自我表扬。但是,真正的科学发展必须走国际合作的道路,一方面吸取发达国的长处,另一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协助,从而为中国在国际海洋界塑造和善可亲的形象。两者的选择具有历史意义,它将决定中国能否抓住当前的良机,在人类进入海洋的新挑战中吸取海洋文明的优点,立足海上实现大国崛起的目标。

回顾近代的世界史,几百年来中国在人类开发海洋中愧无贡献。16世纪“地理大发现”时期我国逆向行驶,开始“海禁”;与海洋有关的重大科学突破,19世纪“进化论”发表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20世纪“活动论”的发表又逢我国“文革”灾难,国祚垂危遑论科研。现在正值向深海进军之际,如果我们能选择正确道路,落实“海洋强国”战略,实现“振兴华夏”目标,就可望在人类历史的新转折中,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The Opportunity in the Deep Sea and China's Choice

Wang Pinxian

Abstract: In the 16th century, human beings began marine operations mainly on the surface; in the 21st century, they are going down toward the seabed, both of which have been a feat to change history. Human activities in the deep sea take place while China is trying to become a marine power and is committed to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nation. To this end, China must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deal with the military,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relations over the sea, choose to take the road of cooperation and openness, stand out through prioritiz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eek to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marine affairs.

Keywords: Rise of the great powers, ocean power, deep se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作者简介】

汪品先,海洋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1999年在南海主持实施了中国海首次大洋钻探,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欧洲地学联盟的米兰克维奇奖等荣誉,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南海深海过程演变》重大研究计划。研究方向为古海洋学和微体古生物学、气候演变和南海地质。主要著作有《Marine Micropaleontology of China》《Major Pleistocene stages in carbon perspective: The South China Sea record and its global compariso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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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韶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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