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亚大陆的西段，帝国故事此伏彼起。因为石质建筑的缘故，至今我们都能见到早期很多帝国遗址，但是文明的联系与文化的延续，却所见甚少。一个帝国在历史的记录中，一夜消失，没有留下起码的历史线索，这在西亚的历史上，并不罕见。文明的断层，就这样不断地发生。其实，中国远古的历史遗存远没有西亚等地更多，但中国文献记载发达，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憾。于是，远古故事，中国可以讲述的内容更多。
亚历山大东征印度的时候，西方还不知道中国的存在。至罗马帝国时代，西方终于知道中国，也知道中国盛产丝绸。虽然罗马皇帝希望超越亚历山大，完成对中国的征服，结果事实上连伊朗都无法越过，几次都被伊朗阻挡或者消灭。中国就是一个遥远的存在，很久很久，西方都没有确切地了解中国。当然，中国也不了解西方的情况。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全线贯通，但中国与西方的交往，总是经过无数中间环节。对于中国的情况，不仅夜郎国不了解，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国也不了解。
古代人类克服自然障碍的能力有限，高山沙漠成功地阻断了文明之间的大规模交往，中国即使渴望文化交流，也无法克服西部的自然障碍。这使得中国历史文化在独立的环境中，逐渐积累，顺序发展，终于成长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文明体系，文化的连续性也因此获得保存。
当然，中国文明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来自北方草原地区的攻击力量，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挑战，也常常给中国带来巨大威胁。不过，因为欧亚大陆的基本文明构成如此，即南部地区属于农业区，北部地区属于草原地带，农业区更容易涵养造就大型文明体，而南北二元文明的冲突是常见的。虽然来自草原地带的军事压力比较大，但这种文明的冲突常常是片面的，如经济利益等。若草原力量占据农业地区，文明冲突便全面爆发，最终的结果，即使草原的军事力量占据上风，农业地区政权被颠覆，但文化对冲的结局往往是农业地区最终后来居上。这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总结的“入侵者自己总是被迅速、完全地中国化”。
中国文明的孤独性，决定了中国更渴望对外交流，中国的历史记载如“二十四史”的正史系统，从断代史的《汉书》以后，历代都有“四夷传”，记载中国周边的各种文化与族群。隋唐时期，中央设有“四方馆”，专门负责记录周边国家族群的情况。著名高僧玄奘从印度归来，唐太宗热情接见，最想知道的就是西域印度各国情况，于是一部重要的旅行见闻以《大唐西域记》的名字撰写出来。人所共知，中国重视史学，不仅历代都会详细记载前朝历史，而且讨论历史问题也是中国读书人最常见的功课。正是因为无法借鉴他者，才会如此重视自身的历史。
中国文化极具韧性，拥有卓越的抗衡外部冲击的能力
中国文化的连续性特色，从外部环境看，与远离其他文明古国有关；从文化内在性而言，文化结构的优越，使其拥有卓越的抗衡外部冲击的能力。
中国文明体量大、空间广，足够的空间给文明的连续性提供了战略保障。西周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在黄河中下游，春秋时期，秦国向黄河上游扩张，传统的西戎之地纳入中原。秦国与楚国，都曾自外于中原。春秋之初，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政治大旗，楚国就属于夷狄之邦。秦孝公支持商鞅变法图强，动因之一是由于被中原各国歧视而感到耻辱。春秋争霸，战国争雄，各国的联系空前加强，文化的差异越来越小，制度设计越来越接近。秦国完成了政权的统一，到汉初，中央政府大量采纳楚文化，文化的统一完全实现。中国不再局限于黄河中下游，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区。读《史记·货殖列传》可知，战国七雄旧地，风俗虽各有不同，皆以地方文化面貌体现出来。七国之名，也逐渐演变成方位概念。
秦汉之后，长江、黄河流域成为中国之本。统一大业是否完成，也以此为基点。从黄河到长江，这也构成了中国文明的战略纵深。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大举南下，黄河流域烽火遍地。西晋灭亡，东晋在江南再建，与北方相对抗。历史学家高度称赞东晋的功业，因为东晋保存了中原文化的命脉。北宋灭亡，女真人南下，宋人退守江南，虽然只有半壁江山，但于文化保存而言，与东晋异曲同工。直到抗战时期，中国广阔的大后方，为打“持久战”提供了基本的可能性。正是因为战略纵深的存在，危机之时有可退之地，条件成熟才能再实现战略反攻。南北朝时期，是北朝采取了汉化政策，待隋唐统一，南北文化仅仅是地方差异而已。抗击打能力强，体现的就是文化的韧性。
中国文化以中原为基本区，通过文化辐射扩大影响，周边地区也逐渐融入中国文化之中。这个过程，就各地情况而言，或有不同，但动辄几百年上千年的历程，说明文化融合是主要的发展方式。以中国东北地区而言，唐宋时期，东北地方与中原的文化冲突十分激烈，契丹、女真都对中原政权构成巨大威胁。但到满清统治中国之后，东北的汉化日益深入，最终在清朝完成了汉化的全过程。如果从唐宋算起，几近千年。文化，即“以文化之”，和平的方式，平等互惠的融合，日积月累，文化的版图逐渐发生改变。在民族与文化的问题上，中国传统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在文化的差异上，强调环境与条件的作用，于是凡文化都是人的文化，只要是文化，都可以交流改变。“二十四史”的“四夷传”，无不表现为夷夏同源的观点，而这无疑是有利于文化的和平交流与发展的。因为中国文化一直处于发展之中，文化的韧性更加强化。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王昶、徐正源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②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③[美]佛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民译：《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责编/周素丽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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