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基本规律就是在劳动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使用越来越社会化的同时,资本却走向高度的集中化,一个资本家打倒多个资本家,大资本家打倒小资本家,金融资本家打倒实业资本家。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络,这都显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化已经是在全球范围上的社会化。生产社会化的过程也是资本集中的过程,是少数资本家剥夺大多数资本家的过程,庞大的社会财富愈来愈集中在极少数资本巨头手中,单个资本的互相吸引和集中趋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生产社会化与资本集中化产生的冲突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页。)
在这一时期,还要看到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1864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协会的成立表明工人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起来,强大到足以重新对统治阶级发动进攻了。马克思在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指出:“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到处都在深深地下降,下降的程度至少同那些站在他们头上的阶级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程度一样。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这在欧洲一切国家里,现在对于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已成了十分明显的真理,只有那些一心想使别人沉湎于痴人乐园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3页。)这里马克思分析的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这是从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得出的科学结论。
三、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成熟期
这一时期是从19世纪70年代初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发表。历史进入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到1875年,欧洲拥有铁路的国家已经达到18个,拥有1万公里以上的国家已经达到5个,这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提供了前提条件。这一时期,私人资本发展迅猛。根据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图4.4所显示的1870—2010年欧洲的私人资本与公共资本状况,1870年,德国私人资本是公共资本的6.5倍,英国是7倍,法国则是7.2倍左右(参见〔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陈剑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15页。)。私人财富的数量急剧增加。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就尖锐化起来,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爆发了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公社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转向德国,第一个民族国家内的无产阶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始建立,同时一批无产阶级政党诞生出来。与此同时,在这些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存在着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影响着无产阶级政党的健康发展。为了指导无产阶级政党沿着正确轨道前进,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时期不断阐述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科学理论,其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进行了系统清晰的论述。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实现统一的前后,为了影响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大学讲师杜林在1871年、1873年和1875年连续出版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讲义》《哲学讲义》等著作,宣传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些思想刚一出现,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些健康力量想请恩格斯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对这一新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评析,目的是防止造成党内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恩格斯说,过了一年下决心放下其他工作,着手来啃这个不仅很酸而且很大的酸果。于是,从1877年1月,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连续刊载了恩格斯一系列批判性文章,1878年集印成书,名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所实行的变革》(即《反杜林论》)。
在书中,恩格斯强调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页。)。恩格斯在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部分中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
1.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产生的客观必然性
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之前特别是在中世纪,以劳动者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主要特征的小生产是普遍存在的。正如美国学者理查德·派普斯在1999年出版的《财产论》中所言:“国王拥有统治权,人民享有所有权,而皇家权力不涉及私有财产,这是公元16世纪在西欧国家已经成为具有公理性质的认识。‘财产属于家庭所有,而主权则由君主及其法庭所有’,这是人们共同的观点。”(〔美〕理查德·派普斯:《财产论》,蒋琳琦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34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资产阶级承担的历史任务就是把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强有力的杠杆。资产阶级从15世纪起经过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这三个历史阶段实现了这一作用。资产阶级很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把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用血与火、剑与刀、法与鞭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到19世纪初,生产资料开始集中在大的作坊和手工业工场中,开始变为真正社会化的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社会化了,但它们仍然服从于每个人都占有自己的产品并把这一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这样一种占有方式。“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越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