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张兴
一个国家能够正常运转，必须要有“为政者”。“为政者”所涉及的核心人物是国君、大臣。郑玄在注解《大学》时，对君主与大臣之德都有明确的要求，最核心的便是“君明臣贤”。
明君之德
郑玄认为，殷王帝乙之前的君主，没有失去民众的支持，那个时候殷王之“德”还是能够与天相配的，也就是说“上天”还在享受殷王的祭祀，并保佑殷商。等到了商纣王的时代，纣王无恶不作，引起了民众的怨恨与“上天”的愤怒，“上天”不再享用殷王的祭祀，也不再保佑殷王。郑玄解释说，百姓都是以君主的行为作为自己行动的标准，因此，君主必须谨慎地对待自己的行为和政策，否则一旦“邪辟失道”就会丧身失国。这是“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最真实的体现，也是“敬天”要求的表现。在这里，郑玄强调“以德配天”也是对东汉末年政局动荡不安的谴责，警告统治者如果再不“敬天”、“保民”，那么上天对于东汉的保佑也会随之消失。总之，郑玄认为，上天所赋予的统治人民的“天命”不是永远不变的，统治者一定要“保民”、“全民”，如此才能长久地得到“天命”，否则就会失去“天命”。
要治理好国家，其前提和基础是要任用贤人。郑玄亲身经历了东汉末年贤愚不分的政治现实，出于儒家救世的情怀，郑玄认为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是贤人。一个国家的“全民”、“保民”工作都是由具体的大臣去做的，因此，贤人在政治管理、民众管理方面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繁荣发展。郑玄明确指出，君主要“任贤”。与“任贤”相对应的就是“放恶”，即远离小人。放恶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民”、“全民”。因为恶人、媢嫉之人只会让民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放逐恶人、媢嫉之人正是“仁人”、“圣人”智慧与才能的体现，也只有这些人才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
对于君王，除了“敬天保民”，“亲贤臣，远小人”外，还要“亲仁”、“轻利”。“亲仁”对于君主的要求是要行仁道，郑玄指出，“言君行仁道，则其臣必义。以义举事无不成者。其为诚然，如己府库之时为己有也”；“轻利”对于君主的要求就是要做到“惠民”。财物是民众赖以生存的基础，国君要将财物分散于民众，使民众的生活能够得到保证。郑玄认为，“仁人”施财于人民，是“保民”、“全民”的表现，而“不仁者”即如纣王那样，从人民身上聚敛财富，是“害民”、“残民”的表现。
贤臣之德
作为一个臣子，最重要的是辅佐君王治理好国家，而治理国家不能仅仅依靠几个臣子，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大臣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勇于举荐贤者，使之加入到大臣群体之中，并使其获得足够施展才能的机会，就是贤臣很重要的一项职能。也就是说，贤臣也要举贤。而且如果自己举荐的贤人不能够在君王眼中“先于”自己，就是轻慢于所举的贤人。
郑玄明确提出“君行仁道，其臣必义”的观点。“国君”是国家的代表。国君好仁，在下位的“大臣”必然是“好义”的。国君“好仁”的重要体现是施财于民众，在下位的大臣只有积极执行国君“施财”的政策，施恩惠于百姓，才是“好义”的表现。只有好义的“贤臣”才能辅佐君主达到财用充足，也才能更好地“保民”、“全民”。其君好仁，其臣好义，都是“保民”、“全民”必须的一种保证。
反过来，如果在下位的大臣执着于为国君“聚敛”财物，那就是“损义”的表现了。《大学》引用孟子的话来证明“以义为利”的重要性，郑玄的解释可谓是一针见血，盗臣损失的只是一些财富，而聚敛之臣损失的是“义”。“损义”的另外一层含义是聚敛之臣“害民”，这会直接影响国家的正常运转，更是与“保民”、“全民”背道而驰。同时，郑玄指出，这种聚敛之臣，必然会忘义，是小人。要想治理国家就不能任用小人，一旦任用小人，即使国君想用仁义来完善自己的政事，也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