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和合”思想作为中国本土文化最富生命力的内核与因子，综合了各个历史时期儒、释、道的思想精华，吸纳了历朝历代治国理政的有益经验，彰显了中华民族内在的精神特质，深深浸润在中华文化思想的不同维度各个方面，广泛影响着中国民族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与行为法度。
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蕴藉着丰富内涵，其中传承久远、历久弥新的和合思想，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和合”思想的主要内涵
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发展都有其广阔的历史背景和多重的社会因由。“和合”思想是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佛家等文化流派相互碰撞、互相渗透、彼此融合而形成的人文产物，是中华传统文化所特有的精神质素，是独具东方智慧的哲学范畴和思维方式。
“和”“合”二字在甲骨文与金文中都曾出现，其中“和”的本义是吹奏类的乐器，引申为声音和谐；而“合”的原意是器皿闭合，引申为两物相合、彼此融洽。“和”“合” 两字的最早联用，始见于先秦《国语o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这是对“和合”思想的最原初最朴素的表达。在同一对话中，史伯还提出了“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论断，这意味着矛盾的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的基础，而“和”则是矛盾多样性的统一状态，史伯在《国语·郑语》中的有关表述确立了和合理念在中华文明精神谱系中的原生性、基础性地位。
其后，孔子在《论语》中不仅将上述观点提炼概括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道德法度，更以“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的精辟阐述，把“和合”思想提升为古代君王治国理政的最高准则。孔子的后人子思则在《礼记·中庸》中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从而将“和合”思想蕴含的和顺、和畅、和美等意义指向由人类推及整个宇宙自然。
汉代董仲舒在总结前人思想观点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并阐释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哲学理念，使“和合”思想由人伦自然范畴走向意识形态层面，由此，“和合”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特有的人文标识和价值追求，备受历朝历代政治家推崇和思想家青睐，历宋代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等理学家诠释，经明代王阳明、李贽等著名士大夫阐扬，至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思想家发挥，“和合”思想日臻成熟与完备。
秦汉以降，随着以汉民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在实体和精神上的不断生成壮大，“和合”思想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建构中渐次展开，成为中华文化审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成为中华民族化解自然与社会、不同族群、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歧异的根本路径。与西方文明中的“矛盾辩证法”不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的独特价值在于，以“和”为中心，从“和”的视域出发，阐释和表达同质维度与异质要素之间的和谐性、平衡性、互补性、有序性在事物演进中的作用，并深入探究发挥作用的内在逻辑、独特机理和特殊规律。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和合”思想以其巨大渗透力和持久生命力，深深根植于我国传统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医学乃至日常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着每一代国人，涵育和培植着中华民族的心理特质、思维习惯、人生态度、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梳理和解读古代先哲和近现代著名学者的著述和观点，“和合”思想追求的是至真至善的圆融境界，其基本含义不外乎两个方面：第一，和合是指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状态，正如《易经》所言“乾道变化，各正其道”，具体开来就是承认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强调差异中的一致、矛盾中的统一。第二，和合在承认事物差异性、多样性的基础上，把落脚点放在不同事物彼此共存、相互交融、相辅相成、共同发展上，诚如《易经》所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综合二者可得出如下结论：“和合”思想一方面尊重世间万物殊异的客观现实，甚至承认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分歧和矛盾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和合”思想通过整合疏解这些差异、分歧和矛盾，可以促就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保持和谐状态。
“和合”思想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魂魄，经过漫长历史时段的演化，早已浸润和沉积在民族文化的各个层面：就人与自然关系而言，“和合”思想已转化为“天人合一”观念，成为中华民族延续至今的自然观与宇宙观；就人与社会关系而言，“和合”思想已嬗变为“和为贵”观念，成为中华民族进行族群融合和社会建构的重要原则；就人与人关系而言，“和合”思想已具象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观念，成为国人约束和规范自身行为的伦理准则；就人与心灵关系而言，“和合”思想已浓缩为“正心诚意”观念，成为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皈依；就文明与文明关系而言，“和合”思想已上升为“协和万邦”、“天下大同”观念，成为国人对待外部世界的基本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