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阶段，中国社会正在向纺锤型结构转变
中国城乡二元体制通过对农民返乡权的保障，甚至通过国家对农村的大规模财政投入来解决农民在农村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保证了农村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生活的一定品质。农村生活本身并非倒丁字型结构底下的一横，相反，农村生活品质虽然低于城市体面安居的生活品质，却要远远高于城市贫民窟的生活品质。
从进城农民的角度来看，在当前中国发展阶段，进城农民无非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进城并在城市体面安居。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就会有越来越多进城农民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另一个结果是进城失败难以在城市体面安居。当前发展阶段，中国会有相当部分农民进城失败难以在城市体面安居。难以在城市体面安居的进城农民，他们面临的是继续留城还是返乡的选择。这样一来，在农民体面进城和农民进城失败之间还有一个广阔的可选项，即农民体面乡村生活的选项。农村生活并非最坏的，农村收入比较低，消费也比较少。因为进城失败农民可以选择返乡，中国在城市混吃等死没有希望难以体面生活的城市底层阶层就必定是一个很小的规模，而城市体面生活的群体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成长而不断扩大。这个城市体面生活的群体也可以分为一个相对较小的高收入层和一个相对较大的中下收入层。在当前阶段，中国社会结构就因为底层比较小，以城市中下收入阶层与农村中间层为主的中间阶层相对庞大，而城市上层也注定比较小，而形成一种纺锤型结构。
这样一来，整个中国社会就可以分成为可以相互交流的达到了一定程度均衡的四大阶层，即城市高收入的上层，城市中下收入的中间阶层，农村中间阶层，以及城市低收入的底层。正是通过农民进城和返乡的调节，而使四大阶层尤其是后面三个阶层之间保持了动态平衡。
中国的城市化和快速发展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是越来越多农村中间阶层向城市中下收入群体的转变，从而将当前分化在两个不同结构中的中间收入群体通过结构性转移而最终聚合到一个结构里面来了。只有当中国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以后，农村中间阶层才可能完成向城市中间阶层的转换，中国社会结构才可以统合到一个结构里面，从而形成当前一般发达国家中等收入群体最大的纺锤型社会结构。而因为大量农村人口已经转移进城，国家财政也有能力对城市少数下层群体进行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与救助，就使得之前用于保护庞大农民群体的限制城市资本下乡的城乡二元体制变得不重要起来，中国城乡也就有了一体化的条件。
也许，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都具有同样的故事：制度、市场等等，中国的独特之处恰在于在讲城市发展的市场故事的同时，又讲好了农村保障这样一个非市场的故事。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