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侯外庐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开始不断出版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史和中国古代思想史方面的著述，在具体研究和论述中日益显出自己的独特眼光和学术特色。以《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这两部书为代表，集中了侯外庐对先秦时代的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的篇章，就思想史方面的论述来看，与当时先后出版的国内外学者的相关著作在形式上和论述观点方面相比较，既体现出侯外庐对于殷周以至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史、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关系研究的重点所在，又反映出他成体系的历史认识和独树一帜的学术风格，也成为他后来有所拓展思想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早期实践。这其中，既有其个人的与其所处时代的特色，同时也呈现出中国近现代学术理论与创见之多样发展和进步的学术史意义。
关 键 词：侯外庐 思想史研究 早期实践 现代学术
作者简介：王启发(1960- )，男，北京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史。北京 100732
如今，当我们回顾和考察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中国学者及其成果与成就时，无疑会注意到侯外庐的一系列著述，他和合作研究者们的共同著作，以及他的思想史研究在学术界所产生的广泛影响。
侯外庐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用他自己的概括来说，就是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着重于综合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同时，还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想。侯外庐提出，哲学史不能代替思想史，思想史也并不是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的简单总和，而是要研究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规律。一方面注意每种思想学说的“横通”，即具体的思想学说与社会历史时代的联系，另一方面又注意每种思想学说的“纵通”，亦即具体思想源流的演变[1]11。由此可见，分门别类的思想史概念，以及相应的思想史研究，在侯外庐的研究中是早就有所关注的。
作为侯外庐最早的两部史学著作，《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开启了他在20世纪中国史学界独树一帜的从社会史到思想史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也成为他后来几十年进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宗旨、视野与特色。
本文从侯外庐早期思想史研究著作的一些内容分析入手，探讨其中所体现的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论意义与学术史意义。
一、侯外庐从社会史到思想史研究的早期实践
说到何以开始对中国古代社会史进行研究，侯外庐自认为早年是受到郭沫若的相关研究的影响，在《韧的追求》一书的回忆中，侯外庐有所说明。其中讲到他早在1932年于北京任教的时候，读到了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十分钦佩郭沫若对古史研究的“划时代的贡献”。又由于当时侯外庐正在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联系到中国古史，产生了一种愿望，想要研究和解释中国历史各经济发展阶段与政治思想、学术思想的关系”。而且，侯外庐当时就认识到，“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课题”，因此他在继续翻译《资本论》的同时，“投入了更多的力量，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解释中国的社会史和思想史”[2]66、67。
1934年，侯外庐整理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国际学社出版)，在此书的作者序言中介绍说，这是他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章。因为当年他在各地任教，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一科，有着历年积累的成稿，本来是要整理出一部可供参考的中国思想史来出版，但是由于身体生病和其他事务的牵扯而未能如愿，所以就先将这个部分文稿单行付印。侯外庐强调说，此书所采取的方法不是叙述方法，而是研究方法，并且研究所运用的知识不是陈旧的，而是近代的，所以在书中读者是“看不出一句抄袭古人的陈套，亦看不到一种流行病式的附会解释”的。侯外庐还自信地说，他个人研究“老学”自然是独开蹊径，不同于任何学者的认识路线，然而也并不是立异鸣高，或趋时迎合的办法，而是来自于他个人积数年研究“老学”的一些心得。这本书共分为七章，包括绪论，老子的经济思想体系，老子的国家学说，老子关于意识形态之理论，老子思想的出发点——人类性，老子的自然秩序观，老子的方法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本书最后附有侯外庐、王慎明合译《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册、第二册，以及侯外庐《经济学之成立及其发展》的出版信息，而且指明后者“为治经济思想史者很好的专门参考书”。由此可见，侯外庐首先是从经济思想入手而展开中国社会与思想相互关系的历史研究的。
而且，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这本书，成为后来出版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3]第八章“老子思想”的先行研究。从“老子思想”这一章七个小节的标题上，也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后者在前者基础上的深入。如包括老子思想产生年代及其社会根源、老子的自然哲学、老子的知识论、老子的经济思想，老子的国家学说、老子的人性论和社会思想、评黑格尔论老子等。显而易见，后者比前者在内容上更加系统与丰富。
而《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是侯外庐于20世纪40年代，即1940年到1945年间的史学论文集，全书14章，26万字，最初以《中国古代社会史》的书名出版(中国学术研究所编，侯外庐著，新知书店，1948年1月于上海初版，大32开，337页)，1949年后重印过三版。后来侯外庐认为这个书名不太符合书中的内容，便改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侯外庐1954年9月10日《自序》)，一些章节的标题文字也有所改动。其后又出版多次，最新的版本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版。本书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之一，成为人们了解、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必读书。按照当年侯外庐自己的说法：“本书着重在究明中国古代社会的起源和发展”，“只是中国古史的草图，还不是完整的古史”(1946年2月15日《自序》)。
在这本书当中，也有涉及思想史方面的内容，比如在第七章[4]，侯外庐讨论了中国古代氏族贵族专政的统治阶级的起源问题，具体论述了中国古代文明路径与先王的起源，以及中国古代统治者权利义务的起源。侯外庐指出，“先王”问题是中国古代史中最为特殊的问题，与希腊罗马不同[4]200。结合文明路径的论述，侯外庐讨论了殷代帝王的氏族联盟领袖即军事族长的身份属性，并且认为周初的周王也是这样，但是“殷周两代称王和尊王也有显著的分水岭”，殷代的帝王宗教观是将先王和帝都统一到祖先崇拜上[4]204。周人一方面因袭了殷人的习俗，即“人惟求旧”，所以在先王宗教观上是继承了殷人的；另一方面是“器惟求新”，即名器要有新的改变，所以又另外创造了上帝宗教观，从而改变了殷制；在周人那里，先王和上帝被分开，但是又在神秘的宗教观上被结合起来，从而所形成的氏族国家就是“受民受疆土”的分封制，注重宗法是周代政治的特点[4]210、216。侯外庐还论述了潜藏在鼎、彝、尊、爵等各种礼器当中的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道德关系和阶级意识形态观念，指出礼是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政治制度，器是保护和潜藏了这个制度的神圣的东西，统治者的权利义务观念也由之体现出来[4]218。
在本书第八章，侯外庐考察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变迁，主要从周代政治和氏族组织，春秋战国政治家的比较，由贵族官学到平民的民主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首先，侯外庐通过介绍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所讲的希腊、罗马的氏族血缘对政治的约束及其被土地私有制所冲破，以及财产贵族和国家机关代替了旧有的经济与政治混合于血缘的制度的情况，论证了中国古代制度的不同。他指出，殷代末期，国家处在缓慢形成的过程中。周代，国家形态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并有其特色，即由于土地制度的“国有”形态，西周氏族的宗统是以尊祖敬宗的氏族习惯法来维系，周代政治的等级制度是基于“邦”、“家”的分裂和特殊的统一，所以西周的贵族专政是很明显的；周代的宗教统治就表现在“宗庙社稷”的四个字上，并维持了氏族的传统[4]225-229。其次，侯外庐通过对春秋战国政治家的比较来说明中国古代政治的变迁。根据春秋时的管仲、子产和战国时的吴起、商鞅、李斯等政治家的各种活动，以辨别春秋和战国时期历史变动的不同[4]231。最后，侯外庐论述了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由贵族官学到平民的民主的历史变迁。他一方面指出西周政治是氏族贵族的专政，文化也为官府所专有，除了官府公报(《尚书》中的《周书》)、贵族仪式(金文)，以及类似《荷马史诗》的历史诗(《诗经》中的《周颂》、《大雅·文王之什》等)之外，是没有民间文学的，西周金文中的思想，都是氏族贵族的伦理思想。另一方面又强调了春秋和战国文化思想的区别，认为除了战国的私学、散文以外，还有各国政治中的相对民主制度和战国诸子批判现实的优良传统[4]24-241。侯外庐还分别论述了战国礼贤下士的风气，以及战国诸子思想的多个方面。
侯外庐对古代道德起源、贤人观念、先王思想及变法运动的研究，构成了此书一些篇章的主要内容。如在第十章，侯外庐主要论述了古文献中所表现的道德起源问题。他明确指出了殷代与周代的不同，认为卜辞里面没有道德一类的字样，除了对于祖先帝王的崇祀，并没有道德规范。于此，侯外庐借鉴王国维“周之制度，实皆为道德而设”的说法，从而提出“周之道德，实皆因其制度而生”，且认为周公在这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4]261。另一方面，侯外庐论证说，殷代帝王的世系称号是意识形态方面最具有特征的符号，其中可见殷人意识形态的形成。侯外庐结合《史记·三代世表》以及王国维、郭沫若的卜辞研究，认为殷王以甲乙丙丁等天干为名字的制度说明时间是人类最初发生的观念，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意识对于自然环境变化的把握。
第十二章与第七章的内容有所关联，集中于先王思想的考察。侯外庐以中国古代氏族贵族专政理论的修正与否定——国家和法权的学说为主题，考察了氏族贵族的专政理论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修正和否定，从而形成了对古代学者或者说是思想家的国家和法权学说的历史研究。其中，侯外庐再次关注有关古代先王的问题，集中对从宗教先王到孔子、墨子学说中的理想先王，战国诸子对于先王观论争的思想线索，战国末期对于先王的还原与否定等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证。
在第十四章，侯外庐讨论中国古代的变法运动，仍然是从对西周至战国的社会性质的结论讲起，即“这是一个东方的古代，一个早熟的文明小孩”，“中国古代社会文明是‘维新’的”，“丝毫没有封建的可能”[4]361、362。接着，侯外庐一方面论述了古代世界变法的路径及一般意义，另一方面论证了古代中国变法的经济因素，指出从西周到春秋时期经济发展的变迁导出古代变法(晋国铸刑鼎、郑国子产著《刑书》)的合理性，并得出判断说：“古代中国的这种变古易常的变法运动，并不是一种革命的进程，那是战国时期在氏族制传统力量束缚的基础上进行的连续不断的改良的‘进取’。”[4]367继而又论述了发生在战国时期的晋(三晋的魏李悝、韩申不害)齐(稷下参政)楚(吴起)秦(商鞅)的变法运动，以及法家的阶级斗争思想(主要是《韩非子》中体现的法家思想)，并在最后得出结论说：“古代变法运动是古代的民主运动，这运动的进步性和法家的进化论观点是分不开的。”并且说：“我们分析这种进化论和变法思想的关系，并非囿于法家的思想体系，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观点去着手。”[4]377
侯外庐的上述研究，一方面直接凸显出从社会史研究的视角出发并涉及思想史问题的研究思路和学术特点，另一方面也是他所刻意追求和后来不断实践的学术探索之路及风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