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西欧极右民粹主义政党的产生与发展，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笔者介绍欧洲学者Jens Rydgren的一个理论框架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44: 413-437, 200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极右政党在欧洲势力强大。其运作模式包含以下要素：生物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反民主倾向。二战之后，随着民众深入了解当时的极右势力之行为，旧的运作模式声名狼藉，迅速失去动员民众的能力。为了重新赢得欧洲各国民众的支持，极右势力必须发展新的模式。这一新模式必须满足以下条件：能够适应欧洲不同国家的政治与文化环境，能够引起众多选民的共鸣，不能像旧的极右模式那样在社会中广受鄙夷。近几十年来，欧洲极右政党采纳的新模式符合上述条件。它包含以下要素：种族民族主义、文化种族主义，以及反体制民粹主义。这一模式诞生于法国的1970年代末与1980年代初。1980年代中期，这一新模式取得明显成功。法国“国民阵线”的代表被选入国民议会，国民阵线从此不再是一个边缘性政党。
极右政党的一个重要策略，乃是采用反体制的民粹主义。这一策略可以为极右政党树立一个形象：既反对民主选举产生的精英阶层又不显得反民主。为了显得自己不同于现有主要政党，极右政党往往会声称，体制内政党，包括执政党与在野党，其实并无本质区别。法国国民阵线的玛丽娜·勒庞就表示，法国实际上只有两个政治派别，一个支持国民阵线，另一个反对国民阵线。通过采取这一策略，他们希望选民会将自己的政党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为了不使自己的政党混同于体制内的在野党，另一重要策略则是将本党的政纲置于正常在野党的政纲与公开反民主群体的政纲之间。
在具备可操作的新模式之后，右翼政党还需要适当的政治机会才能获得成功。在西欧，有利于极右政党产生与发展的政治机会包括：其一，政治空隙的出现。在政治空间中，各个政党所处的位置与具体选民所处的位置并非完全重合。如果这一空隙不够大，新的政党就难以产生并持续获得选民的支持。由于选民与政党在政治空间中的移动存在着滞后现象，政党的灵活性不如选民，有时就会出现政治空隙。这就给新政党的产生提供了机会。
其二，不同议题所受关注度的变化。在西欧民主国家，人们的政治倾向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二战结束之后，西欧选民的政治态度主要取决于他们对经济问题的看法。然而在过去几十年，移民问题、多文化问题、女性主义、环境问题等社会文化问题对民众的选举行为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种现象有利于极右政党发展。
其三，体制内政党在政纲方面的趋同。这种趋同会使民众对体制内政党，包括执政党与在野党，失去信任，从而支持极右政党作为“真正的”反对党发挥作用。体制内政党在政纲方面的趋同，也会导致政治空隙的产生。
其四，政治体制的开放程度。根据迪维尔热定律（Duverger’s Law），多数投票制有利于稳定的两党制的形成，而比例投票制则有利于多党制的形成。显然，在采用比例投票制的西欧国家，极右政党更容易形成与发展。同理，中选门槛越低，越有利于极右政党的初期发展。
其五，体制内精英盟友的支持。精英盟友可以增加新政党的合法性与可见度。然而，主流政党与极右政党的合作，也可能缩小右翼政党发展的政治空隙。在某种情况下，主流政党占据极右政党的意识形态空隙，具有先下手为强的效果。这种合作也可能使得新兴政党无法采用反体制策略。
其六，能否接触媒体。像在瑞典这样的国家，1980年代早期，只有两个主要电视频道。1990年代，由于有了许多商业频道，这就为新政党的产生提供了更多的曝光机会。这是1990年代初期瑞典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诞生的部分原因。
除了上述的政党模式、政治机会之外，西欧极右民粹主义政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新模式的跨国传播，传播包括直接传播或间接传播。就直接传播而言，较为成功的思想与做法更容易导致传播的产生；地理位置接近有助于传播的发生；在政治目标、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方面相近的政治组织较容易建立直接联系。就间接传播而言，新闻媒体促进了间接的跨国传播，并使得别国极右政党的成功成为本国极右政党的机会，至少有利于增加其曝光度。在传播过程中，接受者通常帮助本党的积极分子接纳被传播的思想与做法，还会适当调整被传播项目，使之适应本国环境，从而使极右政党增加对本国选民的吸引力。
（作者为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Jens Rydgren, “Is extreme right-wing populism contagiou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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