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搞乱了中东之后，又立马加剧了与俄罗斯和中国的紧张关系。美国不能停顿的“战车行为”既是资本“利维坦”所塑造的“战车体制”之必然，也是300年世界政治时代性的一种延续。中美在充分展现其合作关系、而且还将继续合作的同时，结构性冲突也不例外。中美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将深深地影响着世界政治的新走向。
【关键词】资本“利维坦” 美国 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人常说“当家人不闹事”。然而，世界头号强国——一个自称“霸权稳定者”的美国，却不停地折腾他国，到处寻找敌人，导致世界狼烟四起。冷战结束之后，从大中东失序、到美国刻意挤压俄罗斯、再到美国包剿中国，世界更加不太平了。原因究竟何在？“修昔底德陷阱”逻辑下的国家关系理论，比如结构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至多看到了事物的表象，而不能揭示美国行为的根源。必须看到，资本“利维坦”① 造就的美国“战车体制”根本停顿不下来，这种体制又与300年来资本权力主导下的世界政治体系互为因果，相互强化。结果，在这种大结构中的中美关系虽然有合作性的一面，也将继续合作，但结构性冲突也势在必然，美国“重返亚太”而挤压中国的生存空间，作为世界新鲜力量的中国也势必要破茧而出。看不到这种结构性张力而一味地指责中国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指责中国与俄罗斯的事实性盟友关系，不过是知识短缺而表现出的一种政治幻觉，一种政治“幼稚病”。
不能停顿的“美国战车”，无休止地折腾全世界
美国政府宣布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意味着“重返亚太”的美国对华战略最终成型。中国人感受到的显性威胁首先是军事上的，从东北亚的反导系统、东亚的日美同盟，再到中国南海的炫耀武力，对中国形成了“C字形”包围圈。在经济上，排斥中国的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即TPP。这些都是新近的部署，而一直未曾停止的就是通过文化输出而进行的“颜色革命”。美国对中国可谓全方位夹击，也可以称之为战略遏制，虽然美国人过去的说法是在“接触”中改变中国。
对另一个战略性大国俄罗斯，美国也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全武行。且不说政治上对普京政府的敌意性定位——“独裁政权”，军事上硬是把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到俄罗斯的家门口，在经济上更是直接因俄罗斯拿下克里米亚而加以制裁——而不反省俄罗斯为什么拿下（其实是收复）克里米亚。
在同时把中国和俄罗斯作为战略对手而施压之际，美国自冷战之后就实行的“改造大中东计划”还是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携冷战胜利的狂热，布什政府发动了第一次对伊拉克战争，由此而点燃了“文明的冲突”，酿成了2001年的“9·11事件”。几年之后又点燃了“阿拉伯之春”，潘多拉盒子由此打开，二战之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中东秩序崩塌了。离中东最近的欧洲盟国自然是鸡犬不宁，难民潮一波接着一波冲击欧洲，恐怖袭击此起彼伏，为此而导致英国脱欧公投，欧洲的秩序也在重组之中。
且不论美国战略的最终结果如何，是否有能力同时面对两个战略对手，至少在一般人看来，美国人的行为已经不是温良的大象进了瓷器店，更像发疯了的野牛闯进瓷器店。美国为何如此这般没有休止地折腾全世界？
冷战之初美国战略家乔治·凯南用来分析苏联行为的特征，完全可以套在美国身上。凯南在“长电”中说，苏联政权的信仰决定了必然要搞世界革命，因而是一座停不下来的战车，除非遇到强大的阻力。对此，美国对苏联必须采取“遏制战略”，美国成功地遏制了苏联并迫使其自我解体。同理，美国的扩张行为也不会停顿下来，这是一个资本“利维坦”所驱动的永动机式的“战车体制”，其对外扩张的动力更甚于前苏联；而“战车体制”又助推了300年来的世界体系，或者说300年世界政治所形成的世界体系又强化了“战车体制”。
因此，理解美国的行为不能仅停留在国内体制根源，还必须在世界政治的大趋势中找原因，否则就不能真正理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所谓的“国际关系”。
美国行为的国内根源：“军工复合体”所塑造的“战车体制”
很多人在看待美国行为的时候，总是用“原则与利益”双重性来解释，“原则”是源自基督教文明的“普世价值”，利益则是利益集团化的国内体制。在笔者看来，“普世价值”是一种美丽的言说，要不然美国在建国之初怎么会整天提心吊胆地担心其他列强的入侵？20世纪前半叶的美国人为什么不用“普世价值”要求同是基督教文明世界的“兄弟之邦”不要相互杀戮？战争原则真的符合宗教信条吗？已经符合其“普世价值”即实行了“自由市场”“自由民主”的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为什么依然遭到美国的无情挤压并支持俄罗斯国内的分裂势力？所以，“原则”是旗帜，真正发挥作用的则是其国内体制所决定的资本“利维坦”。
当全世界感受到美国的威胁或者纷扰的时候，美国国内自身也深受其体制之害，那就是最强大的利益集团“军事工业复合体”所绑架的美国政治制度。枪支泛滥每年死伤3万人左右，美国宪法规定，只有达到2/3多数，才能修改宪法相关条款。绝对多数规定，看起来多么尊重民主啊！其实，这恰恰是限制民主的条款。当初制定宪法的都是什么人呢？说起来是129个商人、银行家和律师，实质上还是一个农业经济时代的奴隶主们（华盛顿本人就是种植园主），所谓的商人-银行家-律师都是后来的历史叙事。也就是说，美国宪法形成于前现代的农业经济时代的奴隶制，而且制宪者很明确地宣布，就是要建立一个防止多数人直接参与管理的政府，因此才有2/3绝对多数条款的规定。这一规定，有力地防止了后来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时代的“多数暴政”。试想，哪一项利益能让2/3绝对多数的政治人物达成一致意见？只要考虑到这一点，当美国学者福山看到美国选民推选特朗普和桑德斯，而认为是民主力量在起作用、并有可能更新美国制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爱下判断的福山又在胡言乱语了，又在“语不惊人死不休”了。试想，这种选举怎么可能改变美国的宪政结构——一种根深蒂固的、从来没有哪家的宪法如此明目张胆地保护富人利益的政治制度。
结果，农业社会时代形成的宪政体制，根本性地约束着大众权益而最有力地保护着寡头利益。从农业社会体制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金融社会体制，寡头的力量呈几何级数增长，200年来不平等加剧而不是缩小了——这是巴黎经济学教授皮凯迪《21世纪资本论》震惊世界的结论，形成了诺贝尔经济学家斯蒂克里茨所说的1%美国人的“民治-民有-民享”。
在美国寡头所有制体制中，最强大的力量无疑是“军事工业复合体”——二战后军人出身的美国总统埃森豪威尔不小心一语道破天机。这种体制形成于二战期间的“全民皆兵”，工业为战争而运转；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工业体制养活着很多工人，豢养了一大批政治代理人，即议员，一大批“政治企业家”（一种专门为其产业利益而游说的所谓的智库之类的“非政府组织”）也靠其生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政治生物链条：军工企业（包括众多的研发机构）-选民-议员-政治企业家。世界大战停止以后，这个链条靠什么维持下去？爱好和平的中国政府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自我消化矛盾，比如“三线”建设时期建立起来的军工厂自谋出路而形成的长虹电视。但是，美国人的路径依赖更重，那就是走战争的老路子——没有敌人也要找出新的敌人，以便维持“军事工业复合体”，结果变成了一个又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敌人越来越多。
政治固然是复杂的，世界政治的发生固然有很多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原因，但“军工复合体”所塑造的“战车体制”则是一条不可忽视的主线，它主宰着美国的对外大战略，因而表现得是不停地折腾全世界，同时自身也反受其害，那就是枪支泛滥。枪支泛滥是现代文明中最野蛮的“文明”——一种农业时代的生存法则对现代文明的肆虐，还有哪一个国家，尤其是美国这样的所谓“上帝之城”，国内到处都出售战争武器？一个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种族关系如此紧张的国家，哪里有资格谈什么人权保障？
在美国，“军工复合体”享有“战车体制”下的无限自由，即为所欲为的“积极自由”，其结果不但是对他国自由的侵犯，更是对本国公民“消极自由”生命权的侵害。而“战车体制之所以还有生命力，不得不从世界政治中寻找根源。
300年的世界政治就是资本“利维坦”主宰全球的过程，而英国-美国一直是这个体系的中心，自然要极力维护这个体系而不容“挑战者”。
只有理解300年来世界政治史，才能明白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张力，以及由此而必然使得美国不停地寻找敌人以维持“战车体制”的战略路径；同样，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那种不停地指责中国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思维在政治上是多么幼稚，一种知识短缺而造就的政治幻觉和政治“幼稚病”。
300年世界政治史就是资本“利维坦”主宰全球的过程。第一个100年即18世纪，开启了西方国家国内政治的资本主义化，从英国“光荣革命”，到被称为英国第二次革命的美国“独立战争”，再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得以确立，出现了匈牙利经济史学家波兰尼所说的市场“脱嵌”于社会并凌驾于社会之上，成为与政治“利维坦”相抗衡的资本“利维坦”，资产阶级也逐渐走上国内政治舞台，其标志则是1832年英国第一次宪政改革，新兴阶级即资产阶级因获得选举权而开始改变其对外贸易政策，开始频繁使用战争手段。不理解这一历史，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是在1840年发生了鸦片战争而不是更早。这只不过是资本“利维坦”从国内走向全球的一个小案例。
第二个100年（19世纪）则是世界政治的资本主义化，资本“利维坦”主宰了世界政治。西方国家的国家建设主要依靠战争，即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梯利所说的“战争制造国家”。但战争确立了民族国家边界之后，即威斯特法利亚体系所确立的所谓的现代民族国家，战争则自然地延伸到国家之外，那就是为贸易利益而展开战争。可以说，贸易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国家建设的第二个支柱，并以战争而保护自己的贸易。战争和贸易是西方建立现代国家的两大法则，而战争的背后往往是贸易。这样，真正的世界政治开始了，那就是世界政治的资本主义化，其实就是过去常说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应该说，19世纪是完成了全球资本主义化帝国主义化，而帝国主义是一种毫不掩饰的资本“利维坦”。
第三个100年的头50年，反抗资本“利维坦”，重组世界政治秩序。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赤裸裸的资源掠夺和经济压迫，刺激了被殖民国家的同仇敌忾，上下团结反抗殖民者，其中知识分子是最重要的反抗力量，方法是组建民族主义政党进行武力或其他形式的解放斗争，这就是20世纪中叶的社会主义建国运动和50-60年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可以说，这场反抗运动肢解了殖民主义世界体系，世界政治也进入了被称为“冷战”的两极时期。
以文化主义掩饰经济主义的冷战50年。在冷战时期，资本“利维坦”的本质一点也没有改变，但其对世界政治的一种主要方法则是变“经济主义”为“文化主义”——建构以“自由主义民主”为核心的“普世价值”，其实是普世制度，即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经济上的“自由市场”和社会上的“公民社会”。这“三驾马车”只不过是资本“利维坦”的“文化再生产”而已。美国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尼克松称之为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因反抗帝国主义而形成的新兴国家，一切问题的根源其实都是因为落后，不是靠某种简单的制度和政策所能解决的难题。但是，人们向往先进的心理是自然的，那么如何走向发达和先进？被告知“好制度”“好政策”就能解决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曾经最有力地反抗经济主义侵略的知识阶层，却被文化主义俘获了，被彻底地“洗脑”了，相信只要实行了“普世价值”就能解决问题。最典型的莫过于前苏联的改革，戈尔巴乔夫企图以公开化、透明化和民主化而破解阻碍改革的共产党这个障碍集团，以全面选举的总统制代替党内选举制度产生的总书记制，以三权制衡而替代苏维埃体制，结果两年之内便解体了国家。
苏联—俄罗斯的历程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靠传说中的“好制度”不能解决问题，不然二战之后有哪一个国家因为搞了西式民主而走上发达序列？世界300年经济史也告诉我们，没有哪个落后国家按照流行的主流理论而跻身于发达序列。更讽刺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整整10年，变成了“普世价值”俱乐部一员的俄罗斯哪怕肢解自己的文化亲缘国，即南斯拉夫配合了西方，也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回报，企图加入北约而无门。不让加入北约也就罢了，西方还步步紧逼，拉乌克兰进欧盟乃至北约，以其擅长的“颜色革命”而推翻合法的民选总统，乌克兰最终被肢解。美国战车在冷战后横冲直撞20年，终于遇阻。对俄罗斯的“文化主义”即“颜色革命”失效之后，终于还原了其资本“利维坦”的真相——军事上挤压，经济上制裁。
美国对待中国何尝不是如此？也必然如此，这是过去300年世界政治体系的结构所决定的。300年的世界政治就是资本“利维坦”主宰全球的过程，而英国—美国一直是这个体系的中心，自然要极力维护这个体系而不容“挑战者”，不容许出现“新中心”——哪怕后来者坚决不相信什么“修昔底德陷阱”的西式争霸逻辑。
世界政治结构下的中美关系
资本“利维坦”所主导的国内结构以及由此而塑造的世界政治秩序，是我们理解中美关系的出发点或者说最重要背景，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理论、尤其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精髓。但是，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内，由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拿来主义”而丧失了自主性，并导致了“殖民化问题意识”，那些刻画世界政治本质、本源的理论被很多人忘却了，一切都以美国的形式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来看待国际关系和中美关系，心目中根本没有世界政治意识。殊不知，结构性现实主义演变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只是一种形式，背后是美国资本“利维坦”的停不下来的“战车体制”的驱动，而那些非资本“利维坦”主导的国家政治的行为模型也必然要实行进攻性现实主义路径吗？所谓的自由制度主义只不过是强化以资本“利维坦”主导的制度为圭臬而使得其他国家遵守所谓“国际社会”（其实就是发达国家组成的“俱乐部”）的既定法则，也就是说不能有西方主导的IMF、北约等之外的新力量新组织，不能有亚投行，不能有上海合作组织，不能有“一带一路”。所谓的建构主义，更是基于自己利益的虚假观念去“认知”“误构”对方，结果“建构”出一个又一个敌人。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只是形式主义的假科学而非关于问题本质的真科学，并不能认识国家间关系的本质。
结果，中国的崛起被“建构”为“修昔底德陷阱”的一种历史逻辑。因为那些形式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流行，以至于国内很多精英也认为是中国“冒进”而引发了美国的强力“反弹”。可见“三大主义”影响之深。一个大国不但要有强大的经济再生产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文化再生产”的能力。把资本利益演绎为一种基于社会科学化的政治观念而影响乃至改造“他者”，正是美国“文化再生产”能力的表现。
如果认识到美国行为的国内体制根源以及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的性质，就应该认识到，中美之间虽然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尤其是贸易领域内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但是中美之间在根本上还有抹不去的“结构性冲突”。请注意，这里不是“结构性冲突的中美关系”而是“中美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也就是说还有“中美之间的合作性关系”。但是，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并不必然能避免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一战之前欧洲国家的经济相互依存度一点也不比今天的中美低，但欧洲国家之间硬是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同样，即使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度很高了，也不能不让美国战略家去搞什么排斥中国的TPP。
中美之间的结构性冲突意味着，中美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不会消弭，就像俄罗斯曾经变成了美国“普世价值”俱乐部成员而没能消解美俄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一样。除非资本“利维坦”遇到不可跨越的阻力而停顿下来，资本“利维坦”主导的300年世界政治进程才会被逆转。看来，中美之间的结构性冲突直接影响着世界政治的走向，是延续过去300年还是出现新拐点？让历史告诉未来吧。
只有认清美国行为的国内体制根源和世界政治的时代性，才能理解美国行为的“战车”特征，才能认识到合作与冲突必将是中美之间的常态，才不至于幼稚到把讲“冲突”的人都一概视为民族主义乃至民粹主义。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注释】
①“利维坦”是传说中的一种海中力大无比的怪兽，自由主义哲学奠基者霍布斯以此来形容国家权力。其实，自市场从社会脱嵌之后，资本权力的力量一点也不比国家权力小，甚至主宰着国家权力，因此资本权力完全可以称为资本“利维坦”。
责编/高骊 美编/于珊 王梦雅（见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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