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要分析“三会一课”在基层党支部落实中的问题，首先必须明确“落实”的层次，“三会一课”表面上执行得很好，但问题在于很难到达人们的心里。很难说服人的原因在于党的观念在传播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领导的能力、品质，传播观念与制度中所蕴含观念的不一致；观念传播中的单面性；观念传播的僵化性，与受众特质的不对应等。只有遵循传播规律，才能将党的观念有效传达到每个党员的心中。
【关键词】“三会一课” 落实标准 传播规律 【中图分类号】D267.2 【文献标识码】A
落实“三会一课”制度的最高层次：党员要把党的观点与自己的价值体系、灵魂结合为一体
要探讨“三会一课”所面临的问题，首先要界定“落实”的标准是什么？大致可以划分为集体与个体的维度，即该制度是影响到了基层每个组织，还是进一步能够影响到组织中的个体。就个体的层面来说，又可以划分为表层、中层和深层三个层面。表层为模仿和服从阶段，即人们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在外在行为上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人们或是自觉地模仿，或者在一定的压力下接受了现有的态度，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接受的观点；中层为同化阶段，指人们自愿接受他人的观点，他们理解了自己要接受的观点，从而主动、自愿地吸收该观点；深层阶段为内化阶段，接受新观点与自己的价值体系，甚至自己的灵魂达到了有机地融合，人们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即使是牺牲自己的生命。
按照此标准，“三会一课”制度的落实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层次：其一，组织层面的学习阶段，“三会一课”制度是否被各个相关组织得到了贯彻；其二，个体的表层阶段。每个党员能否积极参会，做到制度规定的各项要求；其三，个体的中层阶段，即个体能否自愿地接受党宣传的各种观点；其四，个体的深层阶段，“三会一课”制度实践之后，个体能否把党的观点与自己的价值体系、灵魂结合为一体。如果“落实”到达第四个层次，应该达到了党宣传追求的最终目标，即所谓真正的落实，需要做到在“三会一课”制度的影响下，绝大多数党员从内心深处真正接受党宣传的各种观点。
那么，该制度能否使党的观念得到落实呢？“三会一课”，是指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按时上好党课。“三会”表明了上课的级别以及谁来上课，党的书记或组长是党观念的宣讲者，上党课则是宣讲的形式，表明宣讲的内容正式、严肃、成系统。支部大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都在上党课，该制度暗含的原理是通过各级组织向党员传授同样的内容，会对所讲的内容起到重复、强化的作用，如同广告一样，经过不断重复最终会进入人们的心理，甚至变成人们的潜意识，即以后尽管已经意识不到党教育的存在，但内心却在不知不觉执行、遵守党的各种理念。
但落实的效果如何呢？如果按照前面所设定的落实标准来看，第一个层次已经完全达到，第二个层次也已经基本达到。但是身处于农村的党员因为进城打工，或以外企、私企、以及自谋职业的城市党员因为流动性，参加“三会一课”的难度较大，实践效果相对较差。而第三个层次的实践效果也不太理想，据了解，接触和访问过“两学一做”的党员，他们表面上参加各种活动，但心理的抵触较大，许多人把此看作是一种形式，没有真正理解所学的各种观点。从第四个层次来判断，落实的效果最差。换言之，如何能够使党的理念深入到每个党员的内心是该制度实践中面临的最大难题。
“三会一课”落实效果打折扣与领导行为、传播形式和党员心理变化密切相关
问题出在哪里？可以用传播学的视角对此进行分析。传播学涉及到三个基本因素，即信息源、传播渠道以及受众。之所以分析这三方面的因素，在于这三方面也是态度说服与改变所涉及到的方面，即一个人要被说服或者改变态度，需要考虑到信息源、传播渠道以及受众三方面的因素。由此看待“三会一课”制度，信息源是中共中央及各层级书记、党小组组长，传播渠道是“三会”，传播形式是上党课，受众是全国的共产党员。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传播，由中央确定传播的内容，然后由支部大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会逐级传播，是一种单面传播。如果是在一种相对封闭的社会中，这种传播的效果应该不成问题。但现在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从而使传播的效果大打折扣。
信息源：领导行为、制度实践与传播内容的矛盾。信息源的权威性、可信赖性等会影响传播的效果。“三会一课”所传播的信息来自于党中央，具体宣讲者是书记和组长，权威性是不容质疑的。问题在于领导本身行为和领导影响下的各个单位的制度实践对传播内容的干扰。领导本身的行为与传播内容存在矛盾。在“三会一课”具体实践中，领导是具体的执行者和宣讲者，领导本身的能力和品德直接影响着传播的效果。如果领导本身公正、无私、有能力，宣传的效果就会很好。但领导没有能力，有私心，甚至公然违法、违纪的话，这种宣讲效果就会很差。同时，还要正视制度实践与传播内容的矛盾。政治制度思想理论，即政治制度中也蕴含着某种思想，各个单位的制度不仅体现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中对这些单位的规定，也体现在各个单位具体的规章制度，甚至是潜规则。这些思想与党传播的思想、观念有一致的地方，但是也可能有矛盾的地方。譬如“两学一做”中，倡导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公正、民主等。但是在各个单位出台的各项制度规定，本身可能存在不民主、不公正的因素，譬如制度规定中领导聚集了过多的权力，而在各种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等规定方面，可能对某些人过于偏袒等。这些无疑都干扰传播的效果。
传播的渠道：其他传播渠道的干扰。从传播的渠道来说，通过组织的形式传播思想内容是一种传统的方式。这种传统形式在改革开放以前效果很好，因为当时整个社会的整合原则都是政治性的，即每个人都是从属于各个单位中，政治地位的高低决定了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改革开放以后，政治的原则逐渐退回到政治领域，对社会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控制渐弱，这就产生了如下的问题：组织的作用要弱于家庭、学校、大众传媒等形式，即家庭、学校、大众传媒等传播形式对人们的影响要更大一些。随着组织对这些领域的控制减弱，这些领域所传播的异样声音会对组织传播的内容形成影响。譬如父母首先关注的是孩子如何出人头地，学校关注的如何更好出成绩，大众传媒关注的如何更好赢得公众的关注等，人们从这些传媒渠道接触到的信息必然会对组织的传播形式形成干扰。另外，还要考虑到自媒体的兴起所带来的影响。随着网络的兴起，自媒体对人们的心理影响渐显。与传统传播渠道相比，自媒体所传播的内容更加多元化，而且自媒体中，受众既是信息源又是受众，主动性增强，因此对于从自媒体所接触到的信息更容易接受。具体到“三会一课”的实践来说，人们会不自觉地把“三会一课”所传授的内容与微信、微博等传播的内容相比较。传统媒体与自媒体往往会形成不同的舆论场，传统媒体因受党的监管多能够反映正面的声音，而微信、微博等则控制相对较弱，多会出现异样的声音，尤其是微信带有私人聊天的性质，对人们的影响会更大。
受众：党员心理特质的变化。“三会一课”的受众是广大的党员。但是党员本身的特质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也影响了“三会一课”的实践效果。平等、权利意识的增强，与传播形式的冲突。党员最大的变化在于权利意识增强，具有强烈的平等意识。原因在于以下几方面：其一，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对“三纲”的批评，使家庭中父子、夫妇的等级关系被打破，家庭成为培养民众平等意识的重要来源。二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80年代以后出生的党员多为独生子女，他们成为家庭生活的中心，更多具有权利意识，但是对自己应承担的义务却不清晰。“三会一课”的传播形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传播，作为一种单面传播，强调的是党员对宣讲内容的不容质疑，需要无条件地服从。即传播过程中，并不强调受众的感受，以及受众的观点。可以说，党员的素质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传播的形式未发生本质改变，两者之间出现了不对应。
党员接受政治信息的渠道多元化，如上面列举的，家庭、学校、大众传媒，以及网络，甚至许多人还有出国游历的经历，渠道的多元化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接触内容的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双面传播是最有效果的，即在讲党课的过程中，除了讲党的光辉历史之外，还需要讲党目前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而现在的党课内容的讲授对党所面临的问题基本忽略，这与人们所接触的内容出入较大，从而影响传播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