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伸出了食指，一个小目标：“1亿！”这个缺失了上下文的段子，爆发式地流传在各大自媒体中。或者说，上下文已经失去了意义，人们更在意的是财富想象，通过王首富的“小目标”投射出来而已。
王健林当然不是在炫富，他在用一种很实在的方式告诉年轻人，想当首富，先拿1个亿作为小目标，看看需要多久。这才是真正的人生导师，直接告诉你目标，比那些在机场书店视频中扯着嗓子喊“成功”的人强一万倍。姑娘们纷纷梦想着嫁给他儿子，所以也可以说他是“国民公公”吧。
1有位作者把王健林这次访谈中另一句话提取出来：“我一定要让崇洋媚外的这批人，好好地认识一下。”这句话是说给去迪士尼的那批人听的，他豪言“让迪士尼二十年不赚钱”，因为有他建的“万达乐园”……就在说出这话的同时期，万达投资西班牙大厦的项目，当地居民抵制严重，禁止拆掉大厦外立面，万达一气之下撤资，海外项目遭遇失败。
王健林不管万达乐园跟迪士尼根本不是同一层面的竞争对手，目标用户完全不同，只是拿民族主义出来绑架消费者，把商业看做一场战争。
这很王健林。
在万达工作的人都知道，王健林奉行军事化管理，员工要求深色西装，见到王健林恨不得九十度鞠躬。在企业中，王健林是将军、是统帅，不容置疑。我不少朋友冲着高薪去了万达，很快就受不了这种企业文化离职走人。
除了“国民公公”，还有“国民老爸”马云。与万达的军事化管理不同，马云更加润物无声，他成功地把企业变成了宗教，让人们绝望地爱着马云。
我和我的朋友有很多接触过阿里员工的经历，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有一种感觉：由内而外的傲慢。阿里曾经通过猎头挖我一个朋友做某事业部的品牌高级经理，面试官像审问犯人一样，绝口不提业务问题，只是不断要求“表达真实的自己”，诱导我那个朋友，不断发掘心底真实的恶。这就是马云宗教的产物，阿里的员工有一种幸福感，仿佛在云端的先知，在向别人传达上帝的福音，代行牧羊人的职责，等待着羔羊的忏悔和皈依。
据说阿里有这样一个故事，马云手下曾有一对夫妇，丈夫负责一条业务线，妻子负责人力资源。因为公司业务，要把这个丈夫开掉，因为要处理期权、赔偿等一系列事物，为了把公司损失降到最低，最后由这个妻子负责开掉丈夫的工作。她全心准备了很长时间，最后亲自宣布开除的决定，而这个精密而漫长的准备过程，她的丈夫都蒙在鼓里。
故事中的妻子做到了我们无法想象的忠诚，有消息说她对马云有一种狂热的、宗教般的崇拜，否则很难解释这种大义灭亲的动力来自哪里，而这种崇拜，在阿里内部是常态。
2把企业做成宗教，只有乔布斯和马云，而乔布斯是对外而言，马云则是对内而言。这是两者的区别。
中国最富有的两个人，一个崇尚民族主义、用军事化的方式管理庞大的地产企业；一个善用宗教气氛、用洗脑的方式控制着电商帝国。
这就是我们的偶像，财富偶像，也是我们企业家的时代标杆。
我们的屏幕上，虚构类的电视剧里，充满了“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暴富和受虐；非虚构类的新闻和谈话里，充满了霸道总裁的成功哲学。财富，成为权力场的另一种投射，这成为东亚文化的一种景观。
以前我曾写过一篇关于权力距离指数（Power Distanca Index，简称PDI）和空难的文章，这个权力距离指数，是荷兰心理学家吉尔特·霍夫斯泰德借助庞大的数据库，对不同族裔进行文化差异研究的成果之一，指的是人们对待比自己更高登记阶层的态度，特别是指对权威的重视和尊重程度。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族裔文化中，下级对上级的敬畏和服从程度。权力距离指数低的国家中，人们在紧急关头会强调个人主义，更直接的表达。东方文化的权力距离指数整体偏高，在韩国著名的801空难中，副机长发现机长操作有问题，却只敢用最温柔的“建议”，等机长听出这是“建议”的时候，飞机已经撞到山顶。
3王健林已经把权力关系运用到极致，企业变成了作战部队，挥舞着民族主义大旗。结果马云更胜一筹，直接用思想武装部队，王健林算是一个出色的司令官，马云则是一个成功的政委。
需要这样吗？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的第一本著作是《经济人的末日——极权主义的起源》，里边谈到，在一种悲观情绪下，民众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丧失信心，最终可能成为极权主义的起源，“自由经济企业、将营利动机视为社会建构力的观念，以及经济成长的自主等，都必须抛弃，因为大众已经认定，是它们唤来经济恐慌的恶魔力量。然而工业表面的工厂管理，筹措资金、制定价格、计算、会计、制造和配销方式都必须加以保留。这才叫’真正的资本主义’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在政治领域中，个人政治自由、社会弱势族群（即少数族群）的权利、以及对’普遍意志’的智慧、人民主权和代议原则的信仰，全都失去正当性而遭到扬弃。”最终可能保留了民主的形式，却制造出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
我们的首富们，正在企业内部进行实践这个理论。尽管上市公司有股东大会，尽管职工有工会，然而在企业内部的极权主义面前，都变得苍白，甚至成为极权主义的帮凶。
哈耶克在自己最后一部书《致命的自负》中提到，针对市场，总有一种“建构性理性主义”，说白了就是计划经济。既然市场上那只手“看不见”，就觉得自己最牛，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小小迪士尼哪放在眼里，“万达乐园”分分钟可以秒杀。这种“致命自负”背后，是一种极权主义的隐患。这是一种牺牲个人主义、甚至牺牲个人的战术，从效率角度来说，的确奏效。
然而，在最需要自由主义的领域，践行极权主义，只能说明极权文化深入骨髓。
不少企业推崇狼性文化，嗜血、高效、执行力强。在我看来，一些销售部门或许可以用这样的激励，如果一个成熟企业在各个部门遍布着狼性文化，头狼的意志不可违背，每个个体只能坚定和狂热地追逐，即使获得财富，也无法避免被奴役的命运。哈耶克给自由和奴役下了一个有趣的定义：自由——服从共同的抽象规则；奴役——服从共同的具体目标。
我们并非没有伟大的企业家，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被执行力和效率诱惑着走向极权，在金字塔的顶端，我们聆听和马云的“布道”、羡慕王健林的“指挥”；在金字塔的底部，是“阿里郎视频”、以及各种美发和地产中介每天发疯似的唱歌，泪流满面。
我们需要财富，也需要免于被奴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