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究起来，层层加码之所以屡禁不绝，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对下级而言，与照抄照转、消极怠政比较起来，层层加码具有表现积极、奋发上进的外在姿态。在态度高于效益的政治氛围中，下级的主动加压具有一种政治正确性，能够赢得上级的欢心，这是下级选择主动加码的最大诱因。
其二，对上级而言，一方面，出于“取法其上，仅得其中；取法其中，仅得其下”的考虑，往往会对下级的层层加码表示赞许或默认；另一方面，通过层层倒逼、层层加压，既能够体现自身的权力存在感，又能够借此层层分解和卸载责任，这是上级给下级规定高指标的主要原因。
其三，就体制而言，层层加码是自上而下体制的衍生物。层层加码之所以像病毒一样侵蚀着社会肌体，根本原因在于秦汉以来所施行的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安排及其运行方式。这一体制具有权力至上、自上而下、逐级管制、缺乏制约等鲜明特征。由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自上而下、层层传导、层层卸责成为各级官员的必然选择。于是，对下级特别是基层官员而言，“理性”的选择或者是照抄照转、不动脑筋；或者是层层加码，不顾实情积极迎合、快速跟进、添油加醋、加码遵行。前者是官员消极偷懒的妙方，后者是官员积极邀功的捷径，表面上走的是两极之路，实质上却脉出一源，即唯上唯书不唯实，导致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盛行。
层层加码之所以可能，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因体制缺陷导致上下之间信息不对称，顶层设计与基层实际相脱节，上级规定的目标只能纯靠政治压力下的层层加码才能达成。在这一过程中，指标、时间、任务等看似很具体、很精致，但是随意性、主观性却较大，人治色彩比较浓厚。脱离实际的指标过高以及多变，实则是无指标、无标准，一切以权力的意志为转移，缺乏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数字管理。这种依靠政治权威和政治压力自上而下快速推进工作的治理方式，削弱了基层政府的创新能力，扰乱了基层干部的工作重心和工作节奏，严重制约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凡事有量有度，真理往前一步，也就变成了谬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特别警惕和反对层层加码、命令主义等倾向。例如，在谈到推进城镇化的问题时，习总书记强调必须要有历史耐心，不能依靠行政命令层层加码、级级考核、急于求成、拔苗助长、一哄而上，而是要因势利导，促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过程；在谈到生产总值增长率等问题时，坚决反对各地在这个问题上搞攀比，在全国排名上比高低，搞层层加码。他明确指出：“中央看一个地方工作做得怎么样，不会仅仅看生产总值增长率，而是要看全面工作，看解决自身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成效。”在谈到落实“十三五”规划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等问题时，他再次明确指出：“各地区编制本地区发展规划，要结合实际，实事求是，留有余地，不能搞层层加码。”
这就告诉我们，为了杜绝工作中的层层加码等恶习，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全面、发展中看问题，正确处理好上级与下级、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前、重点与非重点、速度和效益的辩证关系，不断深化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导；中共中央党校博士黄自立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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