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沧：经济社会公平度在16个地市（州）中位列第11。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市机会公平度排名较高（位列第5），但底线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均靠后（位列第13和第11）。通过进一步分析底线公平度下的两个二级指标和分配公平度下的三个二级指标发现，除了收入水平公平度以外，其他二级指标均处于中下水平。为此，对于临沧市，采取积极的就业措施促进更多贫困人口脱贫、努力促进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差距的缩小，以及提高劳动报酬在各要素所获报酬中的比重和增加社会民生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几个重点。
曲靖：经济社会公平度在16个地市（州）中位列第12。比较分析结果显示，曲靖市底线公平度和机会公平度处于16个地市（州）中的中等偏下水平（均位列第9），而分配公平度排名靠后（位列第15）。通过进一步分析分配公平度下的三个二级指标，我们发现，这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偏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偏低，以及城乡收入水平差距较大均有关。为此，对于曲靖市，提高劳动报酬在各要素所获报酬中的比重、提高社会民生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水平，以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三个重点。
怒江：经济社会公平度在16个地市（州）中位列第13。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州虽然拥有较高的机会公平度排名（位列第3），但是，底线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偏低（位列第16和第10）。通过进一步对底线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下的五个二级指标进行分析，我们发现，首先，底线公平度排名在16个地市（州）中最低，与低保人数占常住人数比重过高、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较大两方面均有关；其次，分配公平度得分偏低，主要与城乡收入水平差距较大有关系。为此，对于怒江州，采取积极的就业措施促进更多贫困人口脱贫，以及促进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和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都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
普洱：经济社会公平度在16个地市（州）中位列第14。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市分配公平度在16个地市（州）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位列第9），底线公平度和机会公平度排名都为第14位。通过进一步对底线公平度下的两个二级指标进行分析，我们发现，该市城乡低保人数占常住人数比重较高、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较大。为此，对于普洱市，采取积极的就业措施促进更多贫困人口脱贫、努力促进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差距的缩小，以及进一步提高中等教育完成率，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
丽江：经济社会公平度在16个地市（州）中位列第15。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市底线公平度、机会公平度以及分配公平度均排名靠后（分别位列第12、第13和第13）。通过进一步对底线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下的五个二级指标进行分析，我们发现，首先，底线公平度得分偏低，与低保人数占常住人数比重过高、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较大两方面均有关；其次，分配公平度得分偏低，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偏低，以及城乡收入水平差距较大两个方面有关系。为此，对于丽江市，采取积极的就业措施促进更多贫困人口脱贫、进一步提高中学教育完成率、提高劳动报酬在各要素所获报酬中的比重，以及促进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和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都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
迪庆：经济社会公平度在16个地市（州）中排在末位。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该州虽然拥有较高的机会公平度排名（位列第4），但是，底线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偏低（位列第15和第16）。通过进一步对底线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下的五个二级指标进行分析，我们发现，除了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排名较靠前（位列第6）以外，其他二级指标得分均偏低：低保人数占常住人数比重过高、城乡居民消费收入水平差距较大，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偏低。为此，对于迪庆州，采取积极的就业措施促进更多贫困人口脱贫、促进城乡居民消费和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以及提高社会民生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水平，均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公平度的重点。
可能产生的误差及后续可开展的研究说明
现实中，即便是处于一个省区内的地市，其相互之间所处的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测评结果可能和人们对云南省各地市（州）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直观印象存在一些偏差，不乏一些经济水平相对靠前的地市（州），在测评结果中排名相对靠后。我们认为，这主要由各地市（州）当前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造成。例如，按照经济学中的经典“ U”型曲线，随着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人均生产总值的不断提高，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公平度很有可能经历一个先下降、再上升的过程。因此，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市（州），相互之间在经济社会公平度方面并不完全具有绝对的可比性。不仅如此，各地市（州）因自然资源、地理区位等条件的不同，经历的“ U”型曲线拐点处所需要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会不同，而且还有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也是为何我们在本次测评以及此前开展的系列测评中，都有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市（州），经济社会公平度反而相对较低的一个可能解释。然而不管怎么说，正是因为经济社会公平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往往出现这种先下降再上升的关系，长期来看，持续发展经济，推进经济水平更为健康和快速的提升，在当前仍处于全面发展经济的中国各地区而言，对经济社会公平度的提高都是至关重要的。
数据可得性带来的限制。虽然我们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理论分析模型，并以理论为指导选择了最为接近的指标数据，构建了一套较为系统而全面的指标体系，但是在六个二级指标的指标数据选取方面，主要是以数据的可获取性为导向，以能够查询到的各种公开数据为基础，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指标数据对于指标的准确反映水平。因此，测评得到的结果与各地市（州）的实际情况存在略微偏差在所难免。
更为深入的实地调研有助于对测评结果进行补充和修正。除了数据的可得性会给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指标数据的选择带来限制之外，现实中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地市，有其自身不同的发展特色、发展重点和难点，这已经被大量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所指出并得到证实。因此在实际的测评工作中，评价地市经济社会公平度的指标体系应尽量避免千篇一律，这不仅应反映在具体指标数据的选择上，还应该反映在各指标权重的确定上。也正因此，在本次测评的基础上，若能就相关问题在云南省16地市（州）广泛开展实地调研，不但有利于准确把握各地市（州）所处的实际发展阶段，而且有助于根据各地市（州）发展重点等，针对不同地市（州）设计不同的指标数据以及确定不同的指标权重，进而对本次测评中得到的初步结果进行修正和补充。
如若可以获取更为详实的各地市（州）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将能够在构建地市（州）经济社会公平度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之基础上，从实证的层面更深一步地探索究竟还有哪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因素，会促进或限制云南省16地市（州）经济社会公平度的提升。比如，如果我们能够获取到关于16地市（州）近十年有关经济发展、宏观调控、产业转型、城乡社保、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等方面较为全面的相关数据，那么可以通过构建相应的面板数据模型，在测算出16地市（州）十年来经济社会公平度得分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应用相关的统计分析软件，开展计量分析，进而找寻出可能影响16地市（州）经济社会公平度的财政、金融、基础设施构建等方面的深层次的因素。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以此为基础，应用趋势分析等实证方法，对16地市（州）今后经济社会公平度的变动情况进行研判。
【执笔：王 莹（见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