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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离职动力来源分析

—论政府改革推动力与社会发展吸引力的作用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周 赟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赵 晖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总共发生过三次较集中的官员辞职现象,往往都出现在政治经济发生重大调整的历史节点。这预示着官员辞职与政府战略的调整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有着莫大关联,进而可以发现官员辞职的动力就是由政府变革的推动力与社会发展的吸引力所组成。只有当官员辞职成为社会新常态,才能推动政府变革的现代化、促进人力资源流动从而激发创造力,最终为社会发展注入持续的活力。

【关键词】官员辞职 政府变革 社会发展 互动关系 制度设计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自2013年以来,官员辞职愈加增多,据有关数据统计,全国各地至少有35名科级以上官员主动提出辞职,仅就2015年来说已有10名官员主动离职,诸如包括山东省济宁市市长梅永红、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等在内的多名厅局级干部,这些官员的辞职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切。官员辞职原本只是正常的职业转换,也是官员作为公民依法享有的一般权利,但是由于官员是拥有公共权力的特殊群体,所掌握的信息资源使他们通常对政治气候和社会环境变化保持异常敏锐的触感①,从而他们的离职往往牵扯到许多社会公共问题以及预示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所以一般公众对于官员辞职的现象往往都予以高度关注。

官员辞职的历史梳理

官员辞职与社会具体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某一时段集中辞职现象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态有着密切的关联,因而要阐释官员辞职现象就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及其变迁。

20世纪80年代,在党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以及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思想引导下,中国从引入市场机制完善计划经济到有计划地发展商品经济,社会开始逐步摆脱以往单一的经济模式,建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中国处在了社会转型的历史转折点上,与之相对应的必然是需要大量人才去推动改革。然而当时中国刚刚走出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人力资源配置处于严重畸形的状态:众多人才精英都集中在政府机关,造成政府人力资源过剩、人浮于事的现象,与之相反的是,社会上人才相对匮乏,人力资源结构的失衡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再加之中国被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所浸染,“学而优则仕”仍然是精英人才的第一选择,机构内人才几乎没人愿意去市场冒险。政府为了配合经济发展的需要,主动承担了调整人力资源配置的任务,鼓励官员到部门下属的单位和国有企业担任领导,政策上基本属于体制内原有编制的平移,最终促成了这一波大规模的官员辞职现象。

经过80年代引入市场机制的商品经济发展,经济活动的自由度得以提高,经济环境日益变得多样化从而带动社会各方面的进步。市场展现了其独特的魅力,市场的价值得到了多数精英人才的肯定,政府机关的人才纷纷萌发了跳出体制到市场中去的想法。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确立了发展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这给当时处于思想萌动期的精英们带来了莫大的激励。由于人力资源市场尚未完全形成,仅靠市场调节无法起到示范作用。为达到最大限度为市场发展补充人力资源的目的,政府采取了“停薪留职,随时可回原单位工作”的政策来推动官员主动从商。据人社部的数据显示,1992年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②

2000~2003年中国的经济环境再次发生了较大的波动,经过十年左右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配置作用日益加强,多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也在逐步丰富与完善经济结构。党的十五大提出“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十六大提出“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政策下,市场经济日益活跃,私营经济处于经济政策宽松的快速发展时期。市场所蕴藏的巨大潜力经过十年的积淀,再次迸发出难以阻挡的力量,它为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从而吸引了精英们的注意。与此同时,政府机构开始精简编制内的人员,客观上为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带来了大量人力资源动力。官员以辞职或者提前退休的形式彻底离开了体制,进入民营企业(多为上市公司)担任高级经理人以此经营从商,在此形势下最终形成了全国各地一万多名科级以上的干部辞职经商的官员辞职现象。

官员辞职动力:政府变革推动力与社会发展吸引力

官员辞职作为中国特殊群体的职业流动现象是国家人才资源结构的战略调整与由市场驱动的社会转型发展需要彼此相互作用的结果。具有政治、经济双重意义的官员辞职回应与传达了社会深层次变革的信号,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两股动量在共同推动着官员辞职。

官员辞职的动力就是来自体制内政府变革的推动力与体制外社会发展的吸引力,它们在社会转型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交替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从而共同推动了官员辞职现象。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与政府变革的推动力相比较,社会发展的吸引力在不断强化:80年代官员辞职主要是由体制内推力促成的,而体制外拉力所起的作用较小;1992年政府变革的力量依然强劲,但是社会吸引力所起的作用也得到了提升;2000~2003年发育逐渐成熟的社会所展现的吸引力成为了关键,而机构的变革只起到了策应与协助的作用。官员辞职在受到体制内推力作用的情况下,与市场作用日益强大的社会发展也越来越紧密相连。政府变革的推动力只是官员辞职内在动力的一个方面,而更为重要的是由经济发展推进社会环境的优化所造就的吸引力。政府变革的推动力、社会发展的吸引力,以及由两者汇聚而成的官员辞职动力是在政府、社会、官员三者之间平衡协调下产生的。

官员辞职、政府变革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

官员辞职是市场经济发展下人才自由流动的现象,也是人力资源配置的优化结果,它既反映出职业结构的多样化,又折射出公民择业的自由程度。然而有一种观点认为,官员辞职造成的人员流动会导致政府机关的人才流失,制约政府创新进取与革新发展的动力,对机构运转乃至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通过观察历史发现,官员辞职是与国家的经济推进、政治改革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相适应的。官员辞职所带来的人员流动不仅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必然要发生的结果,也同样是衡量一个政府现代化程度的标志。官员辞职、政府变革与社会发展之间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相反他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联系。

官员辞职可以推进政府变革以此提升政府自身的优化能力。政府掌握着国家大部分资源,而有权对这些政治、经济资源进行调配的则是官员队伍。由于历史原因掌握庞大资源而又没有适当的制约,使得官员作为“为人民服务,为公共服务”的岗位被赋予了不适当的职业优越感,从而脱离了其原本作为一种普通职业的本质进而被异化为特殊体,造成了社会大众对于官员职业的畸形崇拜。大量社会精英纷纷涌入政府导致了人员超编与机构冗员,从而对机构本身形成了一种束缚:庞大的官员队伍会逐步形成官僚利益集团从而窒息体制内变革的活力,而且还容易诱发腐败而败坏风气、滋生例行敷衍的惰性。穆勒认为,“如果一国之内所有才俊都被吸纳入政府,那么政府本身的精神活力和进取之势迟早就会丧失……如果不想让我们的机构陷入腐败,那么,这个团体就切不可把能够塑造和培养人类政治治理所需之才的所有职位,都完全包揽在自己手中。”③为避免过剩的人才聚集于政府从而引发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促进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人员流动,它将有利于政府进行自我调整与创新,有利于政府消除权力腐败与官僚主义,有利于政府更换新鲜血液保持自身活力。因而最重要一环就是促使官员辞职成为一种常态,持续优化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人才配置、保持人才的自由流动。

官员辞职将不适应机关职业生活与工作要求,却能在专业性与技术性更强的领域发挥作用的人才推向了社会,将人才调配到了最适合其天性发展的岗位,整个社会也就步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横亘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对于人才资源的需求矛盾,通过官员辞职这种人才自由流动的形式而化解,同时也解决了人力资源结构不均衡的难题。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调配国家资源的权力(主要是人力资源配置的权力)在逐步地回归于社会,市场将自动调节各个行业之间精英人才的流动。其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官民之间的身份转换趋于常态化,更重要的是让社会拥有了更多自由权利,使社会各种职业都能展现出自身的吸引力,适应不同类型的人才需求进而让公民在择业时具备更多意志自由,这无疑对社会的文明进步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推动官员辞职将官员这个长期在中国社会被特殊化看待的岗位,褪去它不应具有的光环以此回归普通职业的行列从而所起到示范作用的影响,促使民众尤其是国家的硕学俊彦与精英天才,不再单单把进入仕途以此谋求高升并将其作为人生进取的唯一目标,而是将理想投身于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的各行各业的事业发展之中,进而开启其天赋、健全其人格、自由其意志,那么组成这个社会的每个人的才华与心智就会得到充分的培养与锻炼,进而人的活力与潜能就会得到激发、创新思维就会得到拓展,最终也就会形成一股无法阻挡的强大动力来推动社会发展。

官员辞职通过促成政府变革与社会发展而使政府与社会受益,同样政府变革的推动力与社会发展的吸引力也在促使官员辞职逐步常态化:只有当政府机构拥有改革进取的决心与行之有效的措施来推动体制内人员的分流,只有当社会经济发育成熟、职业环境得到改善、价值观念回归理性,从而形成强大的吸力来诱导体制内人才流向社会,官员辞职才能以社会职业流动的常态现象而出现。在这三方关系中最为关键的就是社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它的变化最直接促动到其余两方。举个典型的例子,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波及之下,从2009年起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恶化,从而造成民营经济发展的困境,同时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结构性失业因素的增加形成了就业市场巨大压力,最终影响到经济发展以及职业结构的多元选择。基于职业的稳定性、职业的经济收益、职业的社会认同等因素考虑,回到体制内工作又成为了人们择业的第一选择,一度被弱化的“官本位”思维再度被强化,随之公务员报考热潮逐年攀高,促进人员双向流动的官员辞职被力求只进不出的“官本位”思想影响下的报考公务员热潮所挤退。经济发展的急剧变化引起了社会取向的转变,重新拉开了体制内职业与社会其他职业在心理与物质上的距离。社会人才纷纷又开始转向政府谋求工作,而体制内人员面对不稳定的经济环境也不愿离开体制,这对于政府机构的变革来说无疑造成了困难。可以看出,虽然三方之间有互促的关系,但是社会发展作为一个关键变量与主要因素,在其与政府变革、官员辞职之间互动发展的联系中,它对其余两者带来了最为主动与直接的影响。

所以只有当一个社会的市场经济发展能够长久保持活力,社会的创新能力与优化配置能力才能够正常运作,国家人才资源的职业流动才能自由顺畅,政府机构革新进步与自我调整的力量才能维持,最终才能促使官员辞职、政府变革与社会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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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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