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评价既已清楚，那么对新文化运动期间的西学东渐的评价也就不言自明了。
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从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西学东渐的影响的扩大可能更加引人注意。这是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帝反封建色彩，使一批又一批想改革社会的人，抛弃保守、另辟新路。他们渴望从西方国家和日本新出版的书籍和报纸杂志上找到自己需要的知识，他们更希望有一个选择的机会，因为只有通过选择才能找到目标和通向目标的途径。
国外传入的有关社会科学的各种学说中，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村社社会主义，还有马克思主义。中国的进步青年在这些学说中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对人们最有吸引力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进步青年对于新路的认识尽管不一样，但“走十月革命之路”却成为人们向往的道路，这同样是选择的结果。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新文化运动过程中西学东渐的意义。
即使人们当时对引进的西方国家和日本出版的法律学、政治学、教育学和经济学的书籍的兴趣日增，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国内的改革旧传统和创建新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反帝反封建的赞成者和支持者的人数越来越多，人们对东渐的西学的兴趣也越来越大。由于目标是反帝反封建，所以法律学、政治学、教育学和经济学书刊也越来越受欢迎。这并不违背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只要不是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建专制主义歌功颂德或竭力辩解的，只要是称赞民主、自由、平等的西方书刊，都会有读者。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应当正确地看待当时的西学东渐，不能由于引进中国的西方国家出版物中有介绍资产阶级法律学、政治学、教育学和经济学的书刊而贬损西学东渐的作用。换言之，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主流是否定旧文化、旧思想、旧伦理，引进的资产阶级法律学、政治学、教育学和经济学，不仅有助于开阔国人的视野，而且其中仍有不少内容可供刚成立的民国政府立法、行政管理、学校建设作参考。
再以经济学的引进来说，1915年前后，在西方国家占主流地位的是新古典学派，无论是新古典学派的大本营英国，还是接受新古典经济学的美国，都以完善市场经济，鼓励市场竞争，反对国家垄断为基调。当时留学英美的中国留学生所学习到的经济学说，都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国的市场是不完善的，私营工业企业受到的限制更多，其中既有政府的限制，更有帝国主义国家资本的特权的存在，而且中国劳工的地位得不到保障，这些都是不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本意的。因此，在中国国内各高等学校内讲授当时占主流经济学位置的新古典学派的学说，也有对人们的启示作用，所以不应当一笔抹杀引进新古典经济学说的作用。
除此以外，还应当看到，经济学中有不少实用的内容。例如，财政的管理（包括国家预算应力求平衡，国际收支也应维持基本平衡）、金融的管理和风险的防范、证券市场的建设和运行、工业企业的投资和经营、国际贸易的开展、城市化、农村人口的流动、市场秩序的维护等，都是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知识。中国经济今后应如何健康发展，如何参与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需要一大批专业人才。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知识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政界、法学界、经济界努力学习和了解西方经济的组织和法制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在评价西学东渐时需要注意到的。总之，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特大功绩，包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之一的西学东渐，都应当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中去评价，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
厉以宁 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多次获得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奖，包括：“孙冶方经济学奖”“金三角”奖、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第十五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学术研究奖、第二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终身成就奖等。
（文中所述有关新文化运动中突出事件的日期和经过，参考了广州文化传播事务所主编的《20世纪中国全纪录（1900—1994）》。）
本报记者王庆环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