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培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对于建构“中国学派”的指导地位。与现代西方的各种史学理论不同，唯物史观不是在某个层面、某个范畴上来解释现象的社会历史理论，而是对整个人类历史过程所作的具有历史哲学意义的系统思考，从根本上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与演进趋势。我们的不少学术前辈，正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成绩斐然。即便在当代西方，唯物史观也仍旧受到不少史学家的推崇。诸如法国的“年鉴学派”、日本的“进步史学派”等就深受其影响。而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更是唯物史观滋养的产物。对于这一重大问题，以往曾经有过将唯物史观语录化、标签化的教训值得深刻反思，而当下某种程度轻视唯物史观理论的倾向也必须克服。必须指出，作为一种科学、开放的理论体系，唯物史观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理性思考的理论基础，以唯物史观来指导世界史研究，但绝不是不分具体的时间、地点与场合去对有关论述加以套用，也非是径直在其中寻找所需要的答案，而是要以它的基本精神与理路融合到具体研究过程之中，对相关的历史现象作全面解读与深入探析，尽可能做出接近历史实际的现象“重构”，进而揭示其中所蕴含的规则乃至规律性。这里还需要强调，唯物史观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指南，而非“通天皆一式”的诠释标准，因此必须避免理论指导的“模式化”与研究取向的“同质化”，克服“唯我独尊”的心态，鼓励不同理路的探讨与不同观点的争鸣。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世界史研究之“中国学派”的建构提供坚实的学术“定力”与蓬勃的学术活力。
其次，运用原始史料来进行研究乃是“中国学派”建构的根基。根基不牢的历史研究，势必会如沙中垒塔而难以矗立，其结论必定流于空谈乃至虚妄，更不用说建构学派了。在过去，由于环境闭塞与客观条件限制，我们在史料搜集、运用上多有缺陷。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与学术信息的扩大，这一缺陷正在不断得到弥补。不过，从国外的研究著述中转引二手材料，甚至对其不加甄别而“每文必录”的现象在当下并不鲜见，这样的状况必须彻底改变。学术史证明，一个优秀的世界史研究者必须具备释读原始史料的良好基础，既能通晓所研究国家的语言，也要通晓国际通用的语言。如果是研究上古、中古史，则更需熟悉古代的语言文字。由此，必须在现有基础上利用学术交流和信息资源，强化语言知识的培训，在主要国家、地区的历史领域建构起史料数据库乃至史料学，大幅度提升搜集、释读原始史料的能力，依据最基本、最可靠的史料来展开探讨，力求让相关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历史学并非是史料学。史料并非都是历史事实的忠实记录，即便是最权威的原始资料，也常常精芜并存。占有充足的史料并不意味着拥有对历史的话语权，科学的历史研究绝非是对史料的大量堆砌、机械排比与简单组合。只有用科学的理论来甄别、考量、解析与阐证史料，才有可能作出接近历史真实的诠释。
最后，批判借鉴西方史学成果，进而摆脱对它的“路径依赖”，则是建构世界史研究“中国学派”的必由之路。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原本是学习欧美史学的定义、概念、理论和方法的产物。离开了对西方学术的借鉴，我们的研究会变为孤芳自赏，很难形成国际影响力。但必须看到，这些域外的学术资源多系西方人对自身历史的总结，其中既包含有合理的普遍性法则，也有不少只适合于西方特殊性的东西，这就难免对东方历史作出不当阐释甚至歪曲。这些年来，我们对西方史学作了不少有价值的借鉴，但也不时露出“路径依赖”的苗头。我们对西方学术史的梳理、认知与参照，常常处于“断层式”状态，很少有一个全景式的追踪与系统、全面的把握，由此而难免“唯新是崇”，满足于对某个时期某个新流派、新观点的认同与吸纳。同时，对西方学术也缺乏批判精神，对西方学理模式乃至学术概念与话语“唯洋是尊”，容易蹈入西方“预设”的学术陷阱而难以自拔。这种状况长此以往，最终将会使我们的研究受制于西方的话语霸权，失去中国学术的主体性，沦为西方史学的“克隆物”或“复制品”。因此，我们亟须在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下，突破“西方中心”论的藩篱，系统、全面地追踪和梳理西方学术的流变与演进，以理性的态度对之作批判借鉴，对西方的理论、模式进行一番科学的解构、选择与过滤，剔除其中不合理的东西，吸收与消化其中的合理成分，从批判借鉴不断升华到自主的学术创新。
总之，建构世界史研究中的“中国学派”，是一个按照客观学术规律而进行的漫长而艰巨的学术重构工程。我们必须在对研究现状进行清醒分析、认知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学术自觉与学术智慧，并为之而不断努力。我们相信，通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一定能够构建出既有国际视野又彰显中国特色的理论、方法体系，形成能够与国际史学界主流平等对话、交流的本土学术共同体，在国际史坛上树立起“中国学派”的醒目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