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积极老龄化”理念在养老服务领域已深入人心。该研究以“积极老龄化”理念为指导，以农村随迁老人为研究对象，以深度访谈为主要研究方法。运用权利视角分析农村随迁老人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面临的“缺权”现状，以“积极老龄化”三个实践层次为框架，阐述了解决农村随迁老人城市适应问题的社会介入策略。
【关键词】“积极老龄化” 农村随迁老人 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研究背景及研究设计、研究对象特征
近十年，中国社会处在社会转型以及快速城镇化的关键时期，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 其中也包括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村随迁老人群体。本文中农村随迁老人，特指人到老年（60岁以上），离开农村到子女所在城市，帮助照顾孙辈而长期生活在城市中的老人。
当前学术界对于流动人口的研究多集中于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青少年子女等群体，关于老年流动人口的研究较少，而对于农村随迁老人的城市融入问题研究就更加缺乏。农村随迁老人属于老年流动人口的一部分，学界对于老年流动人口的研究文献数量较少，主要有老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适应状况，老年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的影响因素以及促进流动老人城市融入的对策建议研究等几个方面。在当前研究中存在概念界定不清晰问题，过往研究中通常因为老年流动人口所占比例较低而将该群体视为同质的，对于群体的构成不加区别。事实上老年流动人口有自身的群体结构，究其流动目的而言可以区别为老年打工者、单纯养老者、照顾孙辈等不同目的；就其迁出地而言，有的老人来自农村，有的老人则来自城市。在老年流动群体的构成中，农村随迁老人具有其特殊性，由于长期的农村生活经历使该群体在面对城市生活时受到的“文化震撼”更为强烈，在融入城市生活过程中可能面临更多的问题。
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道路上，我们经历了从“健康老龄化”到“积极老龄化”的转变。“健康老龄化”主要指的是改善老龄群体的生活和生命质量，主要强调个体在进入老年阶段后，仍在生理、心理、智能等方面长久地保持良好状态。“健康老龄化”关注更多的是个体的健康状态。而“积极老龄化”的内涵比“健康老龄化”更宽广，它关注的不仅仅是身心的健康状态，更主张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性”，强调老年人要积极融入社会，参与社会发展，发挥老年人作为社会宝贵资源的作用。“积极老龄化”自2002年由联合国提出之后便成为全球应对老龄化的重要理念。何谓“积极老龄化”？“积极老龄化”是指最大限度地提高老年人“健康、参与、保障”水平，确保所有人在老龄化过程中能够不断提升生活质量，促使所有人在老龄化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自己体力、社会、精神等方面的潜能，保证所有人在老龄化过程中能够按照自己的权利、需求、爱好、能力参与社会活动，并得到充分的保护、照料和保障①。
在积极老龄化的框架下，发展出积极老龄化的三个实践层面，即微观层面（个人和家庭）、中观层面（社区）和宏观层面（社会）。不同层面的积极老龄化有不同的涵义和内容。对于微观层面（个人和家庭）来说，积极老龄化是指老年人个体能够按照自身需要、意愿和能力继续学习，参与社会活动，继续充分发挥才能和经验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对于中观层面（社区）来说，积极老龄化要求社区应组织老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完善社区照顾体系，建立老人社区支持网络，依靠社区力量解决问题。在宏观层面（社会），积极老龄化是指国家要通过立法程序制定保护老年人权益的社会政策和社会制度，并采取措施保证制度顺利实施，同时要为老年人创造参与和学习的机会与条件，满足他们的需求。
在研究对象选择上，笔者自2014年10月至2015年7月，采用目的抽样方法在市区12个居民小区中筛选了20位移居廊坊市一年以上、非本地农村户籍的60岁以上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为坚持保密原则，笔者在文中将20位访谈对象以C1—C20代称。在研究方法上采用深度访谈法，每次访谈时间约40分钟左右。访谈以研究对象的当下生活状态为线索，重点把握农村随迁老人的日常生活状况、人际交往状况、精神状况以及他们对现有生活的内心感受。
研究对象基本特征如下：年龄方面：60～64岁有12人，65～69岁8人；性别方面：女性13人，男性7人；文化程度：以小学文化程度为主，有10人；未上过学和高中文化程度各5人；婚姻方面：11位老人与配偶共同移居，5位老人独自一人移居，老伴留守在家，4位丧偶。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的农村随迁老人社会适应分析
积极老龄化关注的是老年人全方位的发展，包括身心健康状态、良好的自我认知、较高的社会参与度、和谐的人际关系等多个方面。而老人拥有的“权利”是能否实现积极老龄化生活的关键。积极老龄化理论中强调老年人所具有的“权利”，老年人的“权利”即老人所拥有的能力，具有能力的老人能够在社会中获得他们应该得到的社会资源，他们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空间。老人所拥有的“权利感”可以增强他们的积极自我认知、尊严感、幸福感及价值感。老人的“权利”来源于个人层次、人际层次和环境层次。当老人无法通过个人、人际、环境获得能力或资源时就会产生“缺权”，形成一种无权感。而无权感容易使人心理失衡，贬低自己，恶化人际关系，从而出现适应和融入困难问题。了解农村随迁老人的适应现状，是社会工作介入的前提。在深度访谈基础上，文章着重从个人、人际、环境三个层次探讨农村随迁老人“缺权”现状。
个人层面：自我价值感低。自我价值是指个体对自身价值、重要性的主观认知与体验，反映个体对自身的认可与接纳程度。老年自我价值理论认为，老年人对自身价值有什么样的认识，就有什么样的老年人生。老年人对自己的价值认识不够，认为自己无用，就会对自己造成困扰，影响老年生活。在访谈中研究者发现不少农村随迁老年人对自己的价值认识不够，许多随迁老人认为“自己也没什么文化，读书看报都费劲，更别提电脑这些高科技了，现在身体也不太好，能干的也就是买买菜、看看孩子，别的事想干也干不了了，老了，跟不上时代不中用了”（C2），甚至心灰意冷，生活没有方向与激情，导致心情抑郁。因此，协助农村随迁老人减少无用感，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对于随迁老人获得身心健康和幸福的晚年生活，以及对于整个社会实现“积极老龄化”都非常重要。
人际关系层面：“边缘感”强烈。农村随迁老人从农村来到城市，居住在子女家中，与原有社会支持系统部分脱离，而新的社会支持系统尚未建立，造成了随迁老人在家庭和社区两个层面的边缘地位。首先在家庭内部，由于儿女才是小家庭的主人，随迁父母在家庭的资源和决策方面逐渐成为子女的“附庸”，随迁老人传统的家庭“权威感”瓦解，随迁老人的家庭地位边缘化。“现在都是孩子们说了算，咱也老了，做不了主，说了孩子也不听”（C5）；二是在社区内，陌生的环境使随迁老人缺少朋友，加之可能存在的口音、文化、习俗的差异使随迁老人融入社区变得更加困难。旧的生活圈子远离，新的生活圈子难以建立，使随迁老人在情感上没有多层次的排解渠道，容易更加敏感，如遇到家庭琐事、想家等问题时，便会感到强烈的“边缘感”与“无助感”。“楼上楼下的都不认识不串门。跟小区里的人都不认识，也没什么可聊的，也就是说孩子呗，哪能什么都说啊，都不了解……说了也不能解决事，没准还传到哪里去了，让人笑话”（C11）。
环境层面：制度缺失导致“老无所医”。在环境层面中，随迁老人对于居住环境和文化环境普遍表示能够较好适应，但对于宏观政策中的一些制度缺失意见很大，尤其是医疗保障制度。“报销难”是农村随迁老人普遍面临的问题，“我在老家有新农合医保，不过只能在老家能用，在这里看病就不能报销，如果想看病报销的话必须得回老家的定点医院，这样一算还不够来回折腾的”（C15）。由于我国医疗保障实行的是属地管理，统筹层次低，异地就医存在报销难问题，很多被访老人日常的医药费仍需要自掏腰包，“前几天胃疼去医院，花了好几百，自己如果在农村老家有新农合还能报销一大部分，但在这里没法报销，每次去医院看病都挺心疼。现在不舒服就自己买点药对付，舍不得去医院”（C18）。而且当前社会福利待遇，如很多城市的免费公交、免费公园门票、养老服务补贴等基本都与户籍制度挂钩，本地城市户籍老人能够享受的很多福利待遇外地农村户籍老人往往无法享受或附加很多限制。制度的缺失使农村随迁老人不仅无法享受迁入地城市的优惠政策，而且由于常年在外老家的优惠政策也享受不了，处于一种“两边不靠”的尴尬境地。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积极老龄化“权利”理论中，农村随迁老人的城市融入问题是由于“缺权”造成的。“缺权”既与个人负性心理有关，同时也与缺少社区人际互动、现有社会保障政策缺失有关，这些都阻碍了他们顺利融入城市生活。
积极老龄化理念下的社会工作介入策略
积极老龄化与社会工作的契合性分析。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价值观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方法助人的职业化的服务活动。在价值理念、专业理论以及工作方法方面，社会工作与积极老龄化都具有高度一致性。
价值理念方面，社会工作者尊重受助者的尊严、价值和权利，注重挖掘受助者的潜能，相信人有能力改变和实现自我价值，鼓励社会参与。这与积极老龄化中肯定老人价值、重视老人潜力、促进老人参与社会活动的价值理念是高度一致的。
理论方面，社会工作系统理论认为，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系统，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取决于个体能否与其所生活的系统形成积极的互动关系。受助者的问题与其所生活的系统整体密切相关。社会工作的介入和干预是对受助者所处系统的整体干预。显而易见，社会工作分析问题的系统性、整体性观点与积极老龄化提出的“微观、中观、宏观”三位一体的立体实践层次非常契合。
工作方法上，社会工作主要有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三种。社会工作者可以承担直接服务提供者、支持者、关系协调者的角色对受助者个人和家庭提供帮助，也可以承担倡导者、组织者的角色在社区层面对受助者提供帮助，还可以发挥社会工作政策影响者、资源链接者等角色，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积极为受助者链接资源、争取利益。社会工作在具体工作方法上的立体性、多样性可以确保积极老龄化理念落地生根，是实现积极老龄化的有效途径。
因此，无论在价值理念、专业理论还是工作方法上，社会工作都与积极老龄化的理念和要求高度契合。基于积极老龄化的社会工作介入既可以为农村随迁老人在身体和精神方面提供更加专业和个性化的照顾，还能激发农村随迁老人潜能，鼓励其继续参与社区建设，提高农村随迁老人的城市融入感。
积极老龄化理念下的社会工作介入策略。积极老龄化理念下的社会工作介入，是指社会工作者在积极老龄化的理念指导下，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理论与方法设计和实施助人活动，以达到助人自助目的。根据积极老龄化的实践框架，社会工作可以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来构建解决农村随迁老人城市融入问题的介入策略。
微观层面。在微观层面社会工作的工作对象是随迁老人个体和家庭，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个案辅导和家庭治疗，注重随迁老人个体主观自我价值感、心理满足感的提升，以及家庭关系的和谐，目标是保持农村随迁老人的身体和心理的健康状态。一是个体方面，农村随迁老人普遍存在自我价值感低的问题，深层原因在于农村随迁老人自我认知系统出现偏差，缺少疏解不良情绪的渠道和方法。社会工作者通过个案辅导的方式帮助随迁疏解不良情绪，引导老人挖掘自身优势，学会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帮助随迁老人建立正确的自我评价和认知系统，纠正其负性心理和偏差行为，抛弃消极情绪，建立积极的自我认知。二是家庭方面，运用社会工作家庭治疗方法帮助农村随迁老人解决与子女间的沟通问题，破除隔阂，整合家庭资源。社会工作者应及时与随迁老人家庭取得建立联系，了解随迁老人家庭结构和家庭成员的交往方式，帮助随迁老人增进与家庭其他成员间的沟通与理解，改善家庭互动方式，缓和家庭关系，增进家庭内聚力，整合家庭资源，注重发挥家庭成员对农村随迁老人的精神支持功能。
中观层面。中观层面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是一定区域内的随迁老人群体，主要的工作方法是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方法，社会工作者发挥组织、倡导的作用，强调农村随迁老人的社会参与，注重随迁老人与社区环境的融合，增强随迁老人的社区归属感。社会工作者可以运用小组工作的方法，组织社区内有共同兴趣爱好或面临共同问题的老年人，开展多种形式、多种主题的小组活动。例如，可以开展各种老人兴趣小组，老人互助小组或治疗小组。
运用社区工作的方法，社会工作者注重提高农村随迁老人的社区参与程度。社会工作者通过协调社区资源，组织社区活动，增加农村随迁老人的社区参与机会。如建立社区“智囊团”，积极吸纳农村随迁老人，鼓励他们就社区问题建言献策，共同参与社区治理，使随迁老人在参与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和价值感，培养农村随迁老人的社区主人翁意识。
宏观层面。宏观层面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主要是政策执行者、资源链接者和政策倡导者，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倡导国家和社会为农村随迁老人提供公平、公正的机会，消除社会政策性歧视，建立农村随迁老人的保障机制和制度。“承上”就是要承担政策执行者的角色，让有关老人的福利保障政策落地，使农村随迁老人不会因为信息不畅而无法享受优惠政策，以实现福利共享；“启下”就是要承担政策倡导者的角色，为相对弱势的农村随迁老人群体代言，推动国家福利政策的修订和完善，提高老年社会服务的社会公平度。如呼吁打破户籍制度藩篱，解决在社会保障方面农村随迁老人城市、农村两不靠的尴尬处境；呼吁健全医疗保障政策，简化异地就医报销流程；为农村随迁老人争取更多的城市公共服务资源，如公交优惠、门票优惠等。
此外，社会工作者还应承担资源链接者的角色。很多农村随迁老人仍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意愿，而获得一份合适的工作是帮助他们重新融入城市社会的有效途径。社会工作者应建立社区资源网络平台为那些信息资源匮乏的农村随迁老人及时提供有用的信息和服务，同时链接职业培训机构对有工作意愿和工作能力的随迁老人进行岗位培训，满足他们的就业和教育培训需求。
（作者单位：廊坊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本文系2015年河北省教育厅青年基金项目“‘老漂族’城市融入问题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以廊坊市为例”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Q151147）
【注释】
①陈传书：“‘积极老龄化’在中国”，《光明日报》，2013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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