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有利条件和历史机遇主要有：我国与沿线国家政治外交关系总体良好，为共建“一带一路”奠定较深厚的合作基础。“一带一路”战略高度契合沿线国家加快发展本国经济的利益诉求，为沿线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共创繁荣开启了新的机遇期。目前看，我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关系发展势头良好，现有的合作机制趋向成熟稳定，现有的合作基础也越来越稳固扎实，这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重要基础和强大助力。
我国与沿线国家经济结构互补优势明显，为不断深化双多边投资及产业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现阶段，沿线国家在资本、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存在较大瓶颈，而我国资本相对充裕，在高铁、核电、通讯设备等高端制造装备和技术方面拥有比较优势。这种供求双方经济结构互补和利益诉求契合，使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实现优势互补、推动资本和优势产能有序输出更具现实性和合理性。
沿线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利用外资，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对外投资能力显著减弱，而沿线国家普遍对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存在长期而巨大的需求，各国政府吸引利用外资意愿强烈，这为我国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我国与沿线国家建立多个合作机制平台，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重要的机制支撑。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平台，如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会议、中国—东盟（10+1）等，不仅能够加以借鉴，而且能够直接运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共建“一带一路”，不但不会与现有的合作机制产生重叠、竞争或冲突，反而会起到某种补充和强化的作用，并为其内涵注入新元素。
我国把自身发展与沿线各国利益紧密结合，顺应时代潮流和各国人民加快发展的意愿和期盼。我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和义务，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把世界的多样性和各国经济的互补性和差异性转化为现实的发展动力和活力，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不利因素和现实挑战主要有：大国战略博弈加大，对共建“一带一路”形成一定掣肘。沿线地缘政治复杂敏感，是大国长期博弈和较量的重点区域。从“一带”战略走向看，美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战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日本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丝绸之路外交”政策，都对该地区表达了各自的想法和战略利益诉求。而从“一路”战略走向看，自美国2009年高调重返亚太以来，我国与少数邻国间的矛盾明显趋于激化和复杂化。而位于南亚的印度，对中亚和东南亚也有着自身的利益诉求，近期提出的“季节”计划，也旨在强化其印度洋的势力范围。此外，少数国家与我国缺乏政治互信，对我国实施和平发展战略心存疑虑，在大国之间搞平衡，以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综上可见，未来共建“一带一路”可能会面临复杂而敏感的地缘政治生态环境。
部分国家政治局势不稳，对深化相互投资及产业合作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一些沿线国家政局持续动荡，部分地区武装摩擦和冲突频繁，加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因民族宗教问题引起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盛行，都将对共建“一带一路”构成现实的威胁。
沿线省份和国家广而分散，使共建“一带一路”面临较多的现实挑战。一是针对国内参与省份较多的现实，如何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利用好既有机制平台，推动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开放和联动发展的新局面。二是如何做好与相关国家的战略对接和政策沟通，使相关规划和方案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三是如何有效解决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缺口等。显然，这些都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作者：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