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当我们的经济下行到一个程度以后，利用我们跟发达国家不同的机会来拉动增长是可行的。政府可以利用相对优越的财政状况，进行一些反周期的干预，社会投资和民间投资就会被撬动。
一个植物能长高长大，是由它的基因决定的，但也决定于外部的气候条件好不好，决定于土地和阳光。如果外部条件不好，或者吸收阳光不够，即使有基因的增长潜力，它也不一定能够实现。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要把8%的增长潜力发挥出来，要看我们的内部和外部条件是不是具备。
首先是外部条件。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从美国开始爆发，然后到欧洲、日本，到全世界。发达国家还没有完全从2008年的那场危机中出来。所以他们的经济增长率都是慢的，有的时候是3%。这种情况下，它们的经济增长慢，我们的出口增长就更慢。展望未来，发达国家很可能跟日本一样，有长达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平稳。所以我国的经济增长，外需这一块就不可能像过去那么高速增长。
从内部条件来说，实现我们增长的一个前提是靠内需，内需一块是投资，一块是消费。从投资来讲，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是现在有很多产能过剩,但是我们还可以产业升级，在产业升级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所以好的投资是极其重要的指标。不仅产业上面可以有投资，基础设施也是一样的。即使过去我们在基础设施上投资相对多，但是过去做的基础设施一般是外部的连接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投资，也就是我们常讲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还有飞机场。但是我们城市内的基础设施还是要一定布局的。另外现在我们环境改善也要投资，城市化也得靠投资。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挖掘增长潜力，当外需相对不足的时候，我们要从内需来看。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跟其他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发达国家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时候，本身很难找到投资机会，因为他的产业已经在全世界领先。我们不一样，我们的产业升级潜力还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当我们的经济下行到一个程度以后，利用我们跟发达国家不同的机会来拉动增长是可行的。政府可以利用相对优越的财政状况，进行一些反周期的干预，社会投资和民间投资就会被撬动。有投资就能够创造就业，就业增高了，收入水平就增高了，消费就增加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相信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今年以及在未来五年或更长的时间，去充分挖掘这8%的增长潜力。即使在外部条件相对不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保持7%左右的增长。这在全世界仍然是高速增长。
同时，对于环境恶化的问题，前一段时间有一种看法认为环境恶化是由于我们发展太快了。但是这种看法我觉得并不完全正确，它跟发展有关，但不是因为我们发展太快。实际上为什么我们在快速发展过程当中出现这些问题？我想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跟我们发展的阶段有关。因为我们现在是中等收入国家，我们的经济是以制造业为主的。任何一个国家，当它的经济是在以制造业为主的时候，环境问题都比较严重，这跟发展阶段有关系。第二，我们中国跟印度一样，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煤炭这个能源比石油污染更加严重。第三，跟各个地方政府的环境执法不严有关。
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短期来讲应该增强环境治理。从中期来讲的话，应该多使用一些清洁能源。但这些措施是缓解环境问题，并不是根本解决环境问题。如果要根本解决环境问题，我想最重要的是赶快进入到发达国家的阶段。如果我们进入到发达国家的阶段，我们的产业就会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服务业能源使用率低，排放减少，环境的压力就会小。而且当我们进入到高收入阶段以后，解决环境问题的力度就自然高了。
所以我认为，过去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我们发展过快造成的，这个看法不正确。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就得让我们的发展快速减缓，而这只会让我们的环境更加严重。总的来说，环境问题会伴随我们很久，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除了执法的问题，以及多使用清洁能源的问题，釜底抽薪的办法，是要保持比较快速的增长，让我们能够比较快地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