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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飞跃:中法建交半世纪文化沉思

【摘要】1964年1月27日, 当法国在和中国握手时, 欧洲“开启了中国时代”。在中法建交五十年后,中国转变的速度令人着迷,也耐人寻味。法国和欧洲陷入局部性的危机,谨慎前行,而中国则将同美国一样成为世界上重要的一级。两国之间在思想方面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在思想深处都互有好感、相互尊重。中国同欧洲一样,需要依靠其自身的文化特性,证明政治和经济的自主性,并且通过对自身文化记忆的深入分析与“重估”,来增强对自己文明遗产的信心。人们已经证实了第四次危机的来临,能拯救我们的,并不是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而是一种新的信仰。我们需再创造出一种面向文化对话的政治哲学,这就要求人们对这两种文化的潜能给予足够重视。

【关键词】中法建交  文化对话  第四次危机  新政治哲学

“一个比历史还要古老的国度……”

现代民主制度通过纪念自身的历史,来试图让自己安心:她欢庆自身价值观的胜利(比如,1945年5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停战的日子);也反思其与野蛮力量的搏斗(尤其是201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袭击世贸中心的纪念日)。尽管有时候任何因素都具有决定性影响,但是外交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一些日子,却很少能在世界上各民族交往的新的历史篇章中写上一笔。

1964年1月27日就是这样一个关键性时刻,它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当法国在和中国握手时,提醒了世界欧洲活力尚在,并准备作出新的选择,用马尔罗(Malraux)的话来说,就是“开启了中国时代”。

不过,这仅仅是一份在巴黎和北京同时发表的简明公报:“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为此,双方在三个月内互相派驻大使。”

然而,这寥寥数语,表明了夏尔勒·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这位高瞻远瞩的国家领导人,勇于挑战苏联帝国(当时中苏关系已明显恶化,不久双方关系就彻底破裂,陷入论战),追赶美国(1971年中美两国开始了谨慎的所谓乒乓外交,到了1979年才正式建交),挑起总理府内部两大对立阵营的纷争。

确实,戴高乐将军特别敬仰的正是“亘古不变的中国”(这个“比历史还要古老的国度,坚定不移地追求独立,锲而不舍地维护中央集权,天生擅长自我反思,对外国人不屑一顾,却为亘古不变的永恒感到骄傲”),在这番微妙的赞扬中,我们可以解读出想要化解与共产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难处:不论当前的意识形态为何,中国依然是那个中国。

难道他曾经读到过老子说过的“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煮鱼时不要去翻动它们,因为有可能会把它们弄碎)么?毫无疑问的是,戴高乐将军把中法关系的复苏提到最高的高度,也就是“文化层面”(le terrain de la culture)。同一年,前教育部长,同时也是优秀的大学教师吕西安·巴耶(Lucien Paye)被任命为首任法国驻华大使;第二年,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本人,以文化部长的身份访问中国。因为如果戴高乐将军称之为发展“从人民到人民的深厚关系”的愿望,是基于双方在经济、工业和技术领域的交流的话,那么他认为,多亏“两国之间在思想方面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在思想深处都互有好感、相互尊重”,这一切才会变得可能、真切和有希望:两国之间有相当多的有利条件,发展“一种不断扩大的文化合作”。

在反殖民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作为1966年金边谈话的铺垫,法兰西共和国已经通过戴高乐的声音,呼吁尊重国家主权,以便平衡国际秩序,也含沙射影地表达了,通过后来称之为多极化的治理来超越全球两极化管理的必要性。

我们相隔五十年后看到,这些讲话肯定了国家和地区认同,同时也突破了地理、宗教、性别、个体和特定的边界。法国和欧洲陷入局部性的危机,谨慎前行,而中国(即便意识到自己尚不能适应这种急速发展)则将同美国一样成为世界上重要的一级,在这种各方都有着不同诉求,同时又有身份认同交错的背景下,有可能(或者没有可能)建立国际平衡吗?

对“精神性的东西”,及其在横向的政治制度中的“根基”的追诉,要求我们将与民族、传统、宗教及个人创造相关的长时段的文化记忆,与政治考察相结合。中国的文化记忆,与法国在欧洲的文化记忆之间,有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互动呢?

一名保加利亚青年学生的中国之行

作为一名来自保加利亚的青年学生,我曾听说中法建交在思想界前辈的讨论中引起了震动。当时一种主流的文学批评,促使我去阅读老子和孔子之间的隐匿对话:两位哲学和政治学方面的先哲的隐喻,互为参照又相互补充,可以作为斯大林主义之后“解冻”时期,民主治理的两种可能的途径。但正是在法国,我理解了中国觉醒的真正途径,我靠着一份法国奖学金的资助来到法国学习,戴高乐将军心系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整个欧洲,他设立了一些资助“东方国家”的青年研究者的奖学金。正是在与中国建交的两年后,我在巴黎读到了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式的英文著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开始学习中文,但是与我的许多同代人相反的是,中国更令我着迷的是富有神秘色彩的文明,而不是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我来自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但我自认为“幸免于”斯大林主义,也没有患上“中国病”,在1968年“五月风暴”的背景下,与我同代的知识分子大都对此没有免疫力。从中我发现了一种愿望的征兆,以及在我看来是集权主义垮台时的革命激情,尤其是在左派人士那里,与此同时,西方的民主制在总体上也趋于僵化,用我们中间那些反对它的人的话来说就是“疯了”。

1974年,在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三年后,我跟随所谓的要“实地考察”的代表团应邀访问中国。由菲利普·索雷(Philippe Sollers)带队,成员包括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马塞林·裴勒奈(Marcelin Pleynet)、弗朗索瓦·瓦勒(François Wahl)和我,本来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也是要去的,他在最后时刻没能成行。我们访问了北京、洛阳、西安、广州、上海,以及另外一些不太知名的小地方:我着迷于用樱花染成的玫瑰色的绸缎,尝试着破译道观和佛教寺庙里的碑文中所蕴涵的智慧,惊叹于皇陵甬道和长城的恢宏,不过我主要的观察对象还是我身边那些真实的现代妇女。当时在纽约和巴黎正是女性主义的时代,我正着手为一家刚成立的出版社写作一本名为《中国妇女》(Les Chinoises)的著作(法文版,Les Éditions des femmes,Paris,1975;英文版About Chinese Women,New York,Urizen Books,1977;London,Marion Boyars,1977;中文版《中国妇女》,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处于文化考察和政治焦虑的十字路口,我写道:“如果人们对妇女及其生存环境和差异不感兴趣,那么也就错过了中国。”通过心理分析和人类学的交叉研究,我感兴趣的正是人类的多样性,想要探讨的问题是,在与我们的希腊—犹太—基督教传统不同的文化记忆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种什么样的治理模式。例如,认为宇宙是由“阴”和“阳”组成的,就用有表意文字来书写。

因此,这本书的设问是关于建立在性别差异基础上的社会公约(le pacte social)的根基,以及两性之间的契约。通过考察中国家庭的历史,以及中国妇女的命运(从古代一直到资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时期),我坚持认为,男性与女性之间不同形态的关系,在深层次方面决定了伦理、信仰、宗教,显然也包括家庭权力在内的各方面的多样性,进而最终决定了风俗,甚至权力在整个社会中的表现形式。在一个避孕药和堕胎在法国尚被禁止,女性部长也还没有被社会广泛接受的时代,中国似乎已经从中世纪的沉睡中苏醒了过来,摆脱了苏联模式,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和解决方案,促使人们思考“第二性”:不,是“半边天”的未来。我把这方面的思考,具体为几个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主题(母性、家庭、两性之间的和谐与战争),访谈这些中国女性,然后描绘出一个大概的轮廓。我有意识地触及这些大问题,但仅仅只是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而不是要去回答它们:这是我自己研究“中国妇女”的方式,尽管只是管窥蠡测。正如庄子所言:“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谦,大勇不忮。”

人们攻击那个时代年轻的激进主义者,认为是以最不负责任的方式具体表现了集权主义,对此我总是感到诧异,我并不了解这种类型的“激进分子”。这本书中引申出的我们对于中国的兴趣,在我看来,退一步看就像是“柏林墙”上出现的第一道裂缝:总体来说,是战后分裂出的两大阵营衰落了。目前正在发展的全球化,体现在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之中;对平庸化的普世主义我们也会马上产生争议。在不同的文明中,男性和女性,精神和身体,声音和动作,口语和写作,也不是以相同的方式来划分的;“中国思想”(或者确切说:“中国经验”),为我们揭示了有关欲念、感知和政治的其他可能性。

说回到我自己,长期以来我都游离于一切形式的政治,尽力在内心寻找那些问题的答案,那就是:无意识、母性和小说。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政体甚至政治的改造必须要经过文化重塑,而文化重塑则要求我们关注中国文明这块富有神秘色彩的大陆,我确信,在新一轮技术性和目前消费主义盛行的西化浪潮中,中国文明仍然具有活力。如果说“多样性”在目前正在发展的全球化中并非是一句空话,那么敬请关注其他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

本着这种精神,我在2008年同一群友人共同创设了“国际西蒙·波伏娃妇女自由奖”(Prix international Simone de Beauvoir pour la liberté des femmes),我们在2010年把这个奖项颁给了两位中国女性,法学家郭建梅和影视工作者、女作家艾晓明,以表彰她们在继承中国反对蒙昧主义,倡导女性的解放和创造性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而创作出的维护妇女权利的作品。

大家都知道,中国将在这个新的千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相反,却没有人知道,人权标准如何与另一种传统相连接。尽管互联网已经取代了精致、柔软的毛笔,但这种传统必定不会认同欧洲文化引以为傲的极端自由主义的主张,人们也不知道这种连结是否有可能会带来不可预料的发展。我试图在这些中国妇女身上,抓住有关先祖的记忆和已消逝的优雅,她们已经完全成为了“世界新秩序”最完美的“管理者”(managers),还是能够让这种秩序朝着更加合理、求同存异、和谐发展的方向继续进步?至于我本人,一直留意那些来巴黎求学的中国年轻人,无论他们是来研究分子和原子,还是来阅读帕斯卡尔(Pascal)、狄德罗(Diderot)、科莱特(Colette)和萨特(Sartre)的作品。他们从我们身上学到的东西,同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一样多。以这些交流为基础,他们会如同我们一样,赋予自由以新的涵义。

当未来在这种新创造的自由下培养出来的考古学家,想要写作一部中欧相遇的历史时,会追溯到我们这一代,耶稣会士开启了这段历史,目前的世界一体化又让它变得平庸化,而唯有在文化上进行接合的尝试,才能使之有可能变得悠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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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韶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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