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先修课程项目启动近两年以来，许多人对于课程的定位心存疑惑。尽管在当时的新闻通气会上，我曾就此做出过一些说明，但还需写一篇专文加以明确阐述。大学先修课程在中国尚属新生事物，无任何经验可循，也无法照搬美国AP课程模式，唯一的办法是按照著名经济学家阿罗提出的“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模式，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加以修正完善，才可以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道路。
首先，中国大学先修课程不是也不应当是美国AP课程的中国版。尽管从美国AP课程的理念中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启发，但从根本上说，中国大学先修课程不是美国AP课程的复制和翻译，而是按照中学和大学衔接的基本原理，从中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实际出发而设计开发的新的课程体系。当初在提出这一构想时，曾经有过两种声音，后来都被否定了。一种是对AP课程进行直接移植。办法是像中国人在其他领域的仿制生产中所做的那样，把翻译（或者类似于翻译）后的AP教材引入中学课堂。考试方式也与此类似。这一最简单的方案被否决的根本原因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的不同价值观。教育和其他类型社会活动的本质区别在于教育的过程中一定包含了价值观而其他活动未必一定包含。比如，我们仿制了一辆汽车或一架飞机，在提高技术的同时并没有因此而接受美国的价值观，但如果我们直接在中学课堂里移植了美国教材，也就意味着我们同时移植了美国的价值观教育。显然，这是不能被接受的。另一种声音是，既然要把大学先修课程成绩作为大学招生的依据之一，为什么不和世界上其他大学一样，直接使用AP课程的成绩呢？坦率地说，这个建议并非没有道理。毕竟，今天世界上已经有40多个国家的近3600所大学承认了AP课程成绩为其入学参考标准，其中包括了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世界一流大学。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就不能承认呢？然而，出于同样的价值观考虑，它也被否决了。大学招生不单纯是一项技术性工作，它甚至会对教育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如果我们认为大学先修课程的理念是正确的，那么，就应当在教育过程中把它体现出来，而不仅仅只是引入一门考试。此外，我们之所以反对将美国AP课程中国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课程体系都是和一个国家的整体教育制度相适应的。AP课程之所以在美国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因为它本身就是这一制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不考虑美国教育制度的整体性，而只是简单移植了其中的AP课程，造成的结果很可能是“南橘北枳”。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甚至不愿意将中国大学先修课程称为“CAP”——也许叫“帽子”（“CAP”的中译）更好记一些？
其次，大学先修课程面对的对象是什么？它旨在为少数学有余力的学生发展自己的学术兴趣而提供多样化的选择。我们应当认识到，学生是分为不同层次的。即使是在同一个班级和课堂，也总是有一些学生学得更好一些，更快一些，而另一部分学生可能会非常吃力。传统的教育模式为他们提供了同样的教育。但新的教育观点（也许是更传统的教育观点）则认为，应当为这些不同程度的学生提供不同的课程，满足他们不同的需求。那些跑得更快的学生由于各种原因已经不能满足于现有高中课程水平所提供给他们的内容，渴望去探索新的领域，挑战新的难度，大学和中学应当提供与之相适应的服务。可以肯定，这部分学生的数量一定是很少的。假定中学课程具有一定的标准，如果学有余力的学生数量太多，说明中学课程的标准可能过低；反之，如果学有余力的学生一个也没有，则说明中学课程的标准可能过高。显然，这两种情况都不符合实际。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是，如果中学课程的标准就平均水平而言是适当的，那么，能够达到学有余力标准的学生一定不会太多，但也不会少到一个没有的程度。到底是多少呢？根据我们一年来的经验，这部分学生应当不超过中学某一年级全体学生的10%，大学先修课程就是为这部分学生提供的满足他们需求的选修课程。换句话说，90%以上的学生不需要也不应当参与到大学先修课程之中。显然，这和美国AP课程参与人数很多的情形有着显著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