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税收工具发挥应有的作用只有一条路可走，即全面提升税制弹性，以强化税收的自动稳定功能。提升税收弹性，实际上是一个结构调整的问题，具体可进行如下操作：第一，要提高弹性较大的税收比重，主要是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即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比重，降低流转税的比重。第二，要扩大税基，使税收与国民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加速填补在财产保有、继承、赠予等环节存在的税收真空，尽快迈开个人所得税“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改革步伐，扩大资源税和消费税的征收范围。第三，从提高政府收入整体弹性的角度，压缩非税收入的规模，降低非税收入的比重，提高税收的比重，目前最为可行的是推动社会保障费改税，并以累进税率征收。第四，应切实减少税收优惠，实现应收尽收，从而不影响税收自动稳定的调节职能最大化地发挥。
第二，财政支出的任务是实现“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目标。明确事权有三层意思：一是财政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财政事权的划分原则，要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大前提，政府活动的宗旨是为市场服务，财政只为政府应尽的职责提供保障。二是中央和各级地方财政分别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各级财政事权的划分原则，根据公共服务的层次性进行对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进行划分；考虑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能力差异、公共服务本身具有的层次性、地方公共服务可能产生的外部性、交易费用节约、规模经济等方面对省以下财政事权进行划分。三是财政部门和非财政部门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财政部门与非财政部门的事权划分，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改变某项事业支出与GDP或财政收入的规模或增速挂钩的做法，在部门预算和绩效评价的基础上，实现财政资金分配的供需平衡。第二步，将存在交叉、重叠问题的财政事权统一整合到财政部门，以对涉及不同部门的同一财政事权进行通盘把握。第三步，逐渐将整合的范围扩大到所有财政事权，最终形成由财政部门主导财政事权的局面。
在事权划分清楚的基础上，科学划分财政支出责任并与其事权相适应。首先，在事权划分上，扩大中央事权、减少地方事权。一是对以前不当下移的事权、新增事权、地方效率不高的事权划归中央（新增事权可根据其性质通过转移支付由地方承担支出责任）。二是对于中央委托事权尽量上收中央。其中，中央效率不高、地方效率更高的中央事权仍可委托地方承担支出责任，但需中央全额拨付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且不要求地方配套资金。三是对于地方无力承担而由中央承担支出责任的地方事权，中央给予转移支付支持并要求地方配套资金，配套资金规模根据双方财力情况而定。四是对于中央与地方的共同事权，根据各自受益情况确定各自承担支出责任的比例。通过上述办法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并以法律形式明确，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级点菜、下级埋单”的问题。其次，在转移支付上，重视结构调整。一是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减少专项转移支付。二是以因素法来测算转移支付，要求对因素的选择更为全面，尤其是考虑特殊因素，最大程度地降低因素选择的主观性。三是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取消税收返还政策，并探索建立政府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四是探索建立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绩效评价制度，尤其重视事前绩效评价，对低效、无效的项目不予立项。可见，这仍然属于结构调整的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