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中山作为近代中国革命的先驱，其三民主义思想彰显了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努力。孙中山逝世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把三民主义思想引向了迥异的发展趋向。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考察两种趋向的原因及最终走向，能够更好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关键词】三民主义 孙中山 发展趋向 毛泽东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提出开辟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新道路。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内部分化日益严重，最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夺取了领导权，并逐渐转化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者。他们在抛弃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性思想的同时，出于维护阶级统治的需要，以蒋介石、戴季陶等为代表的国民党人竭力把三民主义儒家化。另一方面，大革命失败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毅然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继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最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初步走上了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道路，在继承的基础上扬弃了三民主义，实现了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没有完成的革命任务，在探索中国变革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随着邓小平等人的继续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改革开放中逐渐形成。中国人民最终经过几代的接力奋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为实现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儒家化
孙中山逝世以后，蒋介石逐渐攫取国民党的领导权并确立了其在全国的统治地位。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作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合法继承者”，逐渐把三民主义“发展”到新阶段—儒家化的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的这种“发展”，虽然建构起了一整套意识形态理论和社会建设理论，但是其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的“阉割”，其抛弃了孙中山三民主义中具有革命性的、进步性的思想，尤其是对孙中山晚年“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背叛，最终使国民党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者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也正因为如此，北伐战争的推进虽然结束了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短暂统治，国民党实现了在形式上统一全国，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依旧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变革之路依旧任重而道远。
早在1925年，戴季陶就发表《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书，提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核心是民生史观，逐渐形成所谓的“戴季陶主义”，这成为以后国民党“变异”三民主义的理论基础。国民党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陈立夫、陶希圣、叶青等人都对孙中山三民主义进行了“解读”。尤其是随着蒋介石在国民党中领导地位的确立，他继续利用戴季陶主义来“诠释”三民主义，形成民生史观、“孔孙道统论”等思想。
国民党推动三民主义儒家化有其理论渊源，也是其实践需求的结果。纵观孙中山一生革命生涯，其一方面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推动物质生产力方面的巨大作用，并力主向西方学习，革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他又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并不是完美的，并认为中国在政治、精神、道德等某些方面并不输于欧美国家。因此，怀着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他意图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找补救欧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缺陷的办法，并希冀超越东西方，找到一条真正救国救民的道路，这为以后国民党用儒家思想“诠释”三民主义埋下了伏笔。而且晚年的孙中山力图通过改组国民党，建设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从而为中国革命寻求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支持，孙中山过早的去世使得国民党这种建设来不及得到完善和发展。而国民党一大所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以及允许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等引发国民党右派的不满和不安，国民党内部很早就隐现分化的危机。早在1924年8月的《民族主义》演讲第二讲中，孙中山就认识到，“我们国民党的旧同志，现在对于共产党生出许多误会，以为国民党提倡三民主义是与共产主义不相容的”①，并努力规劝国民党人，调和国民党内部对共产党人以及对社会主义在认识上的分歧。总体而言，在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还是比较顺利的，国民党的理论和实践在这一时期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孙中山逝世以后，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国民党内部分化日益严重，种种因素促使国民党右派逐渐崛起，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则奉行妥协退让的政策，国共合作下的大好革命形势开始出现危机。尤其在蒋介石背叛革命、独裁地位确立之后，本来应该起着革命先锋队作用的国民党日益成为蒋介石等人维持专制独裁的工具。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不断高涨的工农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社会日益扩大的巨大影响力，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开始寻求建立一套维护其统治的意识形态理论，以对抗社会主义思想，实现对人民在政治、思想上的控制。因此，对三民主义进行改造，就成为了国民党人在理论上的重点。而蒋介石等人对三民主义的这种“发展”的结果，就是使三民主义逐渐蜕化为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消解了三民主义革命性的一面，不仅没有实现三民主义的理论价值和实践追求，反而使中国革命再生波折，这也预示着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革命派日益落后于时代发展。
当然，人们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考察国民党人的三民主义儒家化的时候，必须认识到这种“发展”的必然性，这种“发展”的三民主义其实也蕴含着国民党人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必然有一定的合理性、正确性，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扬弃传统也是人们的必然选择。但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运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进行选择，不同阶级的人们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蒋介石等国民党人面对军阀割据、政治混乱、文化多元的国情，在三民主义旗帜下回归传统，用传统的忠、孝、仁、义等思想来凝聚力量，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是，回归传统并不是对传统的完全肯定，而是要批判地继承，是扬弃。蒋介石等国民党人受限制于他们的立场和缺乏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用儒家思想“发展”三民主义的过程中走向误区，这表现在专制思想渗透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并最终出现了国家法西斯化的局面。国民党人的这种探索也最终葬送了自己在全国的执政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