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些常年不参与商品交换的“广义货币”，应将它们归入“金融资产”的范畴而从现有货币统计口径中剔除，正如欧美国家不会将企业债券纳入广义货币的统计口径一样。由于居民和企业持有这些所谓“广义货币”的目的不是为了进行商品交换，而是为了获取投资收益（利息），因此，它们并不是名义总需求的组成部分。另外，在现有统计口径下的M2增速之所以高出名义GDP增速4个多百分点，主要是因为它除了需满足经济增长对货币增长的需求外，还要满足居民财富增长对存款类金融资产增长的需求。
欧美国家的广义货币M2存量之所以远低于中国，主要是因为欧美国家企业的中长期融资主要依靠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而中国和日本则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相应的，欧美国家居民投资金融资产的标的主要是股票和债券，而中国和日本居民投资金融资产的标的主要是银行存款。因此，说我国广义货币存量过大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
用广义货币M2的存量和增速来判断实体经济所面临的“货币环境”的松紧，不仅会面临统计口径方面的问题，而且在现代金融创新活动日益增多的今天，其统计数据已变得极不稳定。例如，受银行理财产品季末到期和季初发行影响，每到季末和季初，广义货币存量都会出现大幅波动。另一方面，随着国内金融市场交易量的日益扩大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国内金融市场及国际商品和金融市场对广义货币M2的分流作用越来越明显，结果导致它和国内物价指数（CPI）之间的联动关系（包括时滞期限）变得极不稳定。因此，目前大多数国家仅将M2作为判断实体经济所面临的“货币环境”松紧的一项辅助性监测指标，而更多的是采用工业部门的产能利用率、长期利率（贷款利率和债券发行利率）、物价指数以及失业率等多项监测指标来综合反映实体经济所面临的“货币环境”的松紧。
担忧物价涨幅超出通胀调控目标？
若从PPI、GDP平减指数、投资品价格指数等价格指标来看，目前我国经济处于通货紧缩状态；但若从CPI（目前是2.3%）来看，似乎我国经济离通缩还较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现象呢？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CPI不适合作为判断我国通胀水平的监测指标。欧美国家通常用CPI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作为反映经济总体价格水平的月度指数，但是，CPI指数却不适用于我国。原因是：在欧美发达国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通常接近70%，因此，其CPI指数能很好地反映整个实体经济的价格变动情况；而在我国，由于居民消费仅占GDP的36%左右，因此，其本身并不能客观反映我国实体经济价格水平的真实变动情况——占比接近40%的工业品价格变动就无法在CPI指数中得到有效反映。CPI指数只适合用来反映消费者的生活成本变动，而不适合用来反映整个经济的通胀水平。
其次，如果用CPI指数作为我国物价水平的监测指标，可能会高估通胀形势。在我国消费品中，对CPI指数影响最大的是食品（占GDP的比重不足10%）——食品价格的涨幅通常高于非食品价格的涨幅，究其原因，主要是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低于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部门所致。虽然我国目前仍处在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过渡时期，但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和劳动力）已基本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农业部门的生产要素要求获得和工业部门同样的要素回报，另一方面，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还存在明显的生产率差异。为解决上述矛盾，市场力量会推动农产品价格（食品价格）不断上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生产要素获得相同的回报，否则，将没有人愿意投资农业和从事农业生产，而只会选择到城里打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消费物价在整个城市化过程中会始终面临来自食品价格的结构性上涨的压力，而且，这种结构性的物价上涨压力与货币供应量的多寡无关（巴拉萨－萨缪尔森定理）。因此，用CPI指数作为我国物价水平的监测指标，可能会高估通胀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