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但是，农地流转依然面临困境，农地流转仍面临农地保障、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农村社会稳定等方面的观念羁绊，农地权利构造存在缺陷，农地流转形式与规则缺失。
●应该回归农地所有权与农地使用权的私权本质，确立其独立财产权属性，改变用立法规定的方式来替农民规避市场风险的思维模式，承认农民的经济理性与判断选择能力，承认市场对农地资源配置的作用，更多地通过市场来实现对农地流转的调整。
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一次在立法层面上使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一词，用以涵摄农地利用与变动的各种具体形式。十多年过去了，农地流转依然存在种种观念上的羁绊和制度上的困境，难以顺畅运行。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契机，我们应当深度剖析农地流转依然面临的困境，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完善规则，促进农地流转更加多样化、顺畅化，探寻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之出路。
农地流转仍面临观念羁绊
在农地流转方面，存在农地保障论、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论、农村社会稳定论等观念羁绊。其实，这些观念值得反思与检讨。
就“农地保障论”而言，一方面，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本属国家责任，没有理由将国家责任个人化；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在当下已是农地“不能承受之重”，农村大部分家庭都 是 靠 自 己 的 劳 动 力 生 存(如 外 出 务工)，而不能完全依赖于土地。
就“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论”而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受让人不得改变土地的用途是法定义务，因此不可能引起大量农用地转化为商业开发用地的情形；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农地被政府随意征收转化为工业用地或商业用地，从而导致耕地减少，而这种公权力的“私心萌动”并非限制农地流转所能解决。
就“农村社会稳定论”而言，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不会改变其身份，即使在转让的情形下，农民也仍是集体成员，仍享有因集体土地所有人成员身份而产生的各项权利，如宅基地使用权、土地红利分配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