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朱熹说：“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若论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预。只是此个，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虽千五百年被人作坏，终殄灭他不得耳。”（《朱文公文集》卷36《答陈同甫书》）这充分道出了帝制中国时代儒者的苦恼和自信，苦恼的是真正圣人之道悬空而无法落实，自信的是圣人之道是常在不灭之物，虽有可能被人作坏，但终究殄灭他不得。正是有了这份义理的自信，历史上的儒家始终坚持自身相对独立的道统谱系和思考权力而并未将自己的良知完全出卖给专制统治者，而且他们的伦理观念和道义信念使其倾向于在现实的社会状况和权力政治之外或之上树立一种评判社会治乱和政治好坏的正当与合理性的标准，从而对于喜欢坚持自己独立意志和品格的士人精英阶层具有天然的吸引力。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历史或明或暗的另一面相，儒生士人屈于帝王之尊及其专制权力，亦会主动放弃“任斯道之南面”之责，而将之拱手奉送给专制帝王，甚者视“持理以要君”为乱臣贼子之“邪说”，相应地，专制帝王亦是乐于以王者身份而僭居圣位，或者是以治统而并合道统的。如清儒李光地曰：“道统之与治统古者出于一，后世出于二。……自朱子而来，至我皇上（指康熙——引者注），又五百岁，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榕村全集》卷10《进读书笔录及论说序记杂文序》）而雍正则曰：“仰惟先师道冠百王，教垂万世，自生民而未有，集群圣之大成。朕自冲龄即勤向往，念皇考亲承道统，既先圣后圣同符，暨眇躬仰契心传，知作君作师之一致，兹当嗣位之始，宜隆享祀之仪。”（《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二集卷41《重修阙里圣庙告成遣皇子告祭文》）或言“在‘道统’与‘政统’分立的中国传统社会，没有一个皇帝敢说自己代表‘道统’”，此不足与论史者也。
清儒方苞说：“儒之（仕）途通，而其道亡矣。”（《方苞集·又书儒林传后》）“焚书”“坑儒”令后世儒者不胜其愤慨和纠结，而通经入仕和科举取士的制度化虽然为儒生士人打通了通往权力的道路，但禄利之途的大开确乎有使其道亡之忧，故亦令其不胜感慨和纠结。此亦纠结，彼亦纠结，虽然此纠结非彼纠结，然而，仅仅是纠结并不能对权力施加真实而有效的限制，亦不能使儒家的真理之道不失本真地受人尊奉。那么，如何合理而恰当地安排好权力与真理的关系，乃是一个历史上的儒家未能真正解决好的问题，而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它山之石也许可以用来攻玉，如英人阿克顿勋爵所说：“斯多噶学派只能建议智者远离政治，把天道保留在心中。但是，当基督在临终前三日最后一次访问耶路撒冷圣殿时说：‘恺撒的归给恺撒，上帝的归给上帝’，他是以保护良知的名义，赋予世俗权力它从未拥有过的神圣，也给它加上了它从未承认过的束缚；这是对专制的否定，是自由的新纪元的开始。”
节制权力，仰望真理
总结上述，权力得真理之助，可以如虎添翼，造福人间，但也可能带来真理的暴政，因为真理不同于意见和说服，“说服完全取决于权力对象对说服者意见的自由接受”，而真理本身“带有一种强制的因素”，“具有一种专横的特点”，它既会诱惑“处于孤独之中的哲学家”，也同样会诱惑处在意见包围之中的掌权者“将他的真理作为标准强加于人类事务”。然而，我们又需要靠真理来节制或限制权力，历史上的儒家之所以坚持道统对政统或治统的制约和抗衡作用，其用意即在此，不过，我不认为儒家的道统或人为地建构一套自以为是的道统谱系就是万能的或具有神奇的作用，自居于道统传人的自信和自负只会徒然增长一种“好自尊大标帜而不知其诟诬”的虚骄之气。儒家另外的一种努力倒是颇为可取，那就是创办书院以便讲学传道，而最具创见的无疑是黄宗羲将学校作为独立的议政机构的卓越构想。按照黄宗羲的设想，这一机构可以不受干扰地监督批评政府，可以公共公开地议决、评判是非，乃至“使治天下具皆出于学校”（《明夷待访录·学校》），然而，在帝制中国儒家真理与国家政权交互为用而纠缠不清的互动关系的时代，无论是创办书院作为讲学传道的场所，还是黄宗羲对学校体制和功能的重构设想，恐怕都难以真正见其功效，前者易于受到专制统治者及其科举取士制度的干扰并最终被其改造和收编，后者则易流于空想。然而，诚如汉娜·阿伦特所言，当“政治领域认识到，在司法行政的公正性之外，它还需要一种置身于权力斗争之外的建制”时，这种独立的建制就是作为“真理庇护所”的高等学术机构，尽管它们“一直面临着来自社会和政治权力的所有危险”，那么，黄宗羲式“空想”的价值和意义自会被人重新发现。也许有人会说，现代高等学术机构正饱受行政化的困扰，如何能够成为“真理庇护所”？这的确是一个难题。不过，事在人为，去行政化也许并不难，我们不妨如是大胆构想一下或作如下思想实验，假如让那些真正渴望、仰视并愿意捍卫真理的学者在这些机构中通过民主推选或抽签轮流的方式不受干扰地自主管理这些机构会怎样呢？
无论如何，权力或许是必要的，但决不是万能的，它需要受到节制，外在客观的制度制约以及掌权者内在的自我克制，还有就是应受到真理的制约，为此，我们“需要一种置身于权力斗争之外的”的“真理庇护所”的独立建制，那是因为：
整个政治领域，无论如何伟大，仍然有其有限性——它并没有包括人和世界的存在的全部。它被那些人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的事物所限制。只有通过尊重它自身的限制，我们在其中可以自由行动和改变事物的这一领域才能够一直不受触动，保持其完整，和不失去其希望。抽象地说，我们可以把真理称为我们不能改动的东西；形象地说，真理是我们脚下的土地和我们头上的苍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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