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变迁
中东地区是多种力量交汇之处，在地缘政治上极其重要。可以说，中东地区是国际格局变迁的晴雨表。叙利亚正位于中东地缘政治的中心，历史上，什叶派和逊尼派长期对立。21世纪之初，美国在中东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客观上使什叶派渐成气候，形成了所谓的“什叶派新月地带”，从而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教派平衡，这在客观上重新挑起了两派的争夺。叙利亚正处于从南到北的逊尼派地带与由东至西的什叶派地带的交汇处，成为两派博弈的对象。同时，叙利亚问题还与巴以问题、伊核问题、黎巴嫩问题等中东热点问题具有极高的关联度。如今，叙利亚危机已严重威胁中东地区的稳定，叙利亚已成为极端主义的天堂，难民问题、民族和教派冲突已出现外溢的现象，严重威胁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较利比亚、也门和巴林的乱局而言，叙利亚危机可谓“牵一发动全身”，其走向事关未来中东地区的主导权。不难看出，叙利亚危机是当前中东变局的核心。
当前阿拉伯国家的政局动荡适逢国际体系的变迁。这便决定了叙利亚危机的外源性，其走向取决于国际体系内部不同力量的博弈。21世纪以来，国际格局演变的趋势已初露端倪，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开始松动。美国受到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的重创，相对衰落；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逐步走向世界政治的中心。叙利亚危机中体现出这两股力量的交锋。美国的目标是推翻叙利亚复兴党政权，因而更倾向于通过军事手段而非政治手段解决叙利亚问题。奥巴马更是毫无隐晦地指出，美国的目标就是保障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以及其地区盟友的安全和稳定，并最终推翻复兴党政权。为此，美国借助海湾君主国和土耳其等地区盟友，并在其倡导下建立“叙利亚之友”会议，以便借这些盟友之手加强对复兴党政权的孤立和对叙反对派的援助。另外，美国也不惜重拾“大棒政策”，多次威胁进行“人道主义干涉”，试图复制“利比亚模式”。在政治解决中，美国偏袒叙利亚反对派，强加诸如巴沙尔必须下台、政治解决必须依据时间表、将伊朗排除于政治进程之外等先决条件。这些政策在客观上加剧了地区的民族和教派冲突，使叙利亚成为极端主义的温床，并为政治解决增加了障碍和难度。
新兴国家在叙利亚危机中所持立场与美国截然相反，更注重政治解决，反对军事干涉。2013年“金砖国家”峰会发表的《德班宣言》明确指出，金砖国家“反对任何使冲突进一步军事化的行为”，认为“只有通过满足叙利亚社会所有阶层合理意愿的广泛国内对话，并按照日内瓦联合公报及安理会相关决议尊重叙利亚独立、主权、领土完整，由叙利亚人民主导的政治过渡才能实现”。在此基础上，中俄两国连续三次否决联合国安理会涉叙决议，避免了美国借“人道主义干涉”和设立“禁飞区”之名颠覆叙利亚政权。这维护了国际法的原则和尊严，因为联合国宪章并未赋予安理会对主权国家实施政权更迭的权力。另外，中俄等新兴国家积极支持联合国和阿盟对于叙利亚的斡旋活动。事实上，印度、巴西等国在联合国涉叙决议上也曾投过反对票和弃权票。埃及、伊拉克和黎巴嫩等中东国家，以及叙国内的一些政治反对派也赞成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因此，中俄在叙利亚问题上非但不孤立，反而获得国际社会的赞誉，为叙利亚问题的转圜留下了一线生机。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表示：“解决叙利亚危机不可能存在任何军事办法，只有依靠政治途径。”芬兰及巴西前总统阿赫蒂萨里和卡多佐更是指出，金砖国家“应当挺身而出，运用他们的集体力量帮助实现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这所显示出的全球领导力将为叙利亚人民的利益做出重大贡献，也会在世界严重提高金砖国家的政治地位”。
在叙利亚陷入内战和仇杀、单凭国内力量无法恢复秩序的情况下，国际社会的僵持使叙利亚既无法通过军事干预实现政权更迭，也无法通过政治手段达成和解，叙利亚危机也因此成为一盘“死局”。叙利亚危机体现了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一些深层矛盾。一是守成国家与新兴国家的权力博弈。权力分布的变化是国际体系转型的基本特征。在国际关系史上，权力结构的变化往往与战争如影相随。然而，当前的权力博弈主要集中在制度层面。美国在硬实力和软实力双双受损的情况下，单边行动的能力已受到限制。国际制度成为新型国家制约美国单边主义的重要手段。在叙利亚危机中，美国始终无法通过联合国为其单边行动提供合法性。这在冷战结束后极为少见。干涉主义“折射出欧美国家对当代国际体系的主宰作用”，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困境则体现了其对于国际体系控制能力的减弱。
二是国际制度发展滞后，不适应当前的国际治理。国际制度是国际治理的基础。在叙利亚问题上，无论是作为地区组织的阿盟，还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都存在着内在的缺陷，不同国际力量的交锋与博弈使国际制度陷入瘫痪。事实上，国际社会在叙利亚问题上有合作的基础，都希望叙利亚实现稳定，避免中东更大范围的动荡。但国际制度的缺陷却放大了矛盾和冲突，没有为和解提供平台。换言之，当前的国际制度无法容纳权力结构的变迁。这种国际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叙利亚危机的复杂性和解决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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