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譬如，信手举个金融领域中的小事，中国有些经济活动或制度安排，从长期看，方向肯定是正确的，但在短期内或某特定的时间期内，囿于转轨特殊时期的条件限制，又未必是最为恰当的制度安排。如近期舆论在不断呼吁、监管当局却迟迟不开大闸的“资产证券化”，其方向肯定正确，有利于盘活微观金融机构资产，提高竞争活力，但在中国当前房市泡沫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并重的局面下，且不说信息不对称、不透明下证券化资产受让者——市民大众的风险，就是通过资产证券化，客观上再允许大量信贷资金或通过加快资金周转，方便更多的资金投入高风险的房市和地方债务领域，本是体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运行之规律吗？是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真相”所容忍的经济活动吗？
这里还需注意，市场经济本身所要求的一些制度安排，中国“今天”看来不行，“明天”未必不行。“昨天”制度的扭曲，也许是渐进式转轨的必然，未必是简单意味“今天”改革的滞后。更不要忘记，人类活动真实的历史不可能是纯经济的。正确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工具箱”进行分析，不能不考虑“所赖以生效的历史——政治结构”（熊彼特）。
二是空间维度。即要看清中国经济的真相，必须把有些经济活动放在全球经济范围内考虑。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成功，大家公认的基本原因是人口红利和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面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冲击，中国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刺激后，风险递增，现货币供应逐渐回归常态，经济增速趋缓，本是合理的。尽管这两年劳动力成本有所提高，但并不是近来经济增速合理趋缓的主要原因。危机后美国、欧盟等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全球需求的萎缩，才是公认的主要原因之一。言外之意，因此再反观前10年，2001年到2004年期间美国13次降息、扩张货币政策，刺激房地产、刺激消费从而带来的经济繁荣、进口需求大增，才是中国经济自2003年以来10年“超级繁荣”的外部条件。如果舍去此外部条件，中国的人口与制度红利又是如何能得到如此高的回报？这同是中国经济“10年繁荣”的真相。若说不是，又为什么在美国2008年危机后，中国同样具备基本相同的内部条件，然而想维持曾经的两位数高增长却是如此的力不从心、精疲力尽？所以，要看清中国增长的全部真相，全球化的空间维度不得不予以充分重视。看经济增长是如此，看汇率、看国际收支、看外汇储备、看大宗原材料价格的动态变化等等，又何尝不是？
三是自系统维度。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空间维度，即必须把国民经济中特定的经济活动、事件放在一个正处于转轨的大国自系统范围内予以观察。具体说，要看清楚总体经济中某一领域、行业的活动真相及其背后经济规律所指向的趋势，已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行业的子系统，而是要视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大系统的背景动态。此类的故事，可以说在当今中国比比皆是。
一说，上述提到的人民币对内贬、对外升的现象。若割裂境内与境外看，两者都是事实，都是实实在在的“真相”。但对其的疑惑又如何解？其中有否“真相之真相”？人民币币值的均衡点究竟在哪？在境内，由房市泡沫、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三大因素借助金融杠杆已形成的泡沫风险情景下，币值的“真相”在币值外，关键要看资本账户管理的制度安排。当今之时，若资本管理之闸大开，境内、外资本流动加速及经汇率套利，人民币的“内贬外升”自然会收敛于一个相对均衡的值，“真相”会在“动态”中显露，肯定不会存在从境内、境外看，不一相的“怪现象”。至于读者会问到，资本管理制度大闸何时大开这一开放速度的最终取舍问题，那是另一宏观经济决策权衡中的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