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当被问到大城市的高房价会不会成为阻碍城镇化因素时，又一位住建部副部长齐骥说，“房价比较高的城市，农民怎么买得起房的问题，可以分两步说。当然会有一部分富起来的农民进城，他们不用你操心，你买不起的房子，他恐怕都买得起。”虽然后面谈到了农民工进城可能承受的房价压力，但副部长借富裕农民的购买力说事，表达的仍然是“房价不足忧”的“自信”。
毫无疑问，农民中肯定有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他们购买力惊人。只是在当下宣传的城镇化中，他们代表多大的购买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支撑远远脱离户籍市民购买力的高昂房价？如果城里人承受不了，农民却毫无怯色，那岂非证明今日中国已不存在饱受诟病的“城乡二元结构”？
住建部的官员和专家一说到房价高或者因为过高而可能暴跌时，就会忘记了常识甚至忘记了专业探讨的规范，有其难言之隐：正是当下楼市前景不明，购房者踌躇观望，崩盘的声浪逐渐升高，逼得住建部人员纷纷出马，频频唱多都顾不上逻辑是否成立。
其实，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住建部官员说什么，而是类似担忧会不会影响国家决策，令刚刚起步的经济转型和配套改革，重新回到被房地产绑架的老路上去。证监会最近放行了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融资，A股市场上房地产、银行、钢铁、水泥等或者产能严重过剩，或者债务风险潜伏的行业闻风一起大涨，股价的抬轿者希望传达的会不会就是这样的信息？
心理学上有一个实验，让囚徒面对一扇紧闭的大门，不开门出去，就得死，打开却不知道会有什么危险，结果囚徒选择的几乎都是宁可死，也不开门，因为不确定的危险比确定的死亡更可怕。在中国，楼市走到今日，已经成为如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牵引着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牛鼻子，走向一个谁都知道不可收拾的结局。但从官员到专家，许多人都宁可追随之，而不愿意面对现在挤破房地产泡沫可能出现的局面，哪怕它肯定不会像听任泡沫越涨越大最后爆炸那么危险。（顾骏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