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之分，据说源于法国大革命后的国民公会，有些比较激进的年轻人，总是坐在左边，于是被人视为“左派”。直到今天，欧美的左派，依旧有激进和下层取向的内涵。中国人政治上分左右，始于国民革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国民党就分成了左、中、右。在那时，左跟激进一直有不解之缘，中共党史上讲的左倾错误，其特征也是激进，不讲策略，盲动冒进。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几次左倾思潮的回归，虽然无不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脱去意识形态外壳，究其实质，左和右的分野，跟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与保守、趋时与顽固，其实很相近。当下，左派的光谱相当复杂，但几次左倾思潮的复归，其发动者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基本就是保守派，甚至是顽固派，他们不希望改变，不希望改变既有的规则，既有的运行轨迹。改革出了问题，难以为继，他们“药方只贩古时丹”，一门心思从过去的套路中找解药，认为现在的问题，就是因为今人背离了传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屡次出现左倾思潮的复归，每次左派的言论，大同小异，大抵就是这个套路。这个套路跟当年晚清的顽固派倭仁、徐桐之辈的高论，实在是太相似了。相对而言，我们平常所说的右派，有时倒有激进的意思。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趋时与顽固
进入近代之后，世界变化很快。但作为后发国家、一个具有古老传统和历史的国家，中国的变化尤其大，可以说是天翻地覆。在中国与西方发生全面接触之前，中国有一个天下，西方有一个世界。我们的天下，天圆地方，有中心有边缘，而我们则居于天下的中心。方位如此，文化更是如此。但西方的世界，则是一个圆圆的地球，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缘。特别要命的是，西方的世界，有一个正在发育的资本主义体系。这个体系，像海啸一样冲击着整个世界。终于，他们来了，西方用他们的坚船利炮，把我们的天下打碎，拉着我们进入他们的世界。
他们的世界，不仅用枪炮征服了我们，而且用轮船、火车、电线征服了我们。不管保守的士大夫怎样痛心疾首，嫉洋如仇，甚至当中国的土地上，出现第一条洋人修建的铁路时，朝廷还将之买下拆掉。但普通百姓，却对这样一些实用的洋玩意，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只要有这个财力，人们都喜欢乘坐轮船和火车。有机会拿枪造反的农民，不论多么的土，都不排斥洋枪洋炮。中国人虽然没有意识到西方强大的物质力量背后，其实有制度和文化的支撑，但对这个物质力量本身却很难抗拒。
当然，抵制洋货的官僚士大夫，其实很少像徐桐那样身体力行，一点洋货不沾。他们对于西方先进器物的抵抗，总的来说是比较勉强和微弱的。真正的抵抗，发生在制度和精神层面。客观地说，西方的世界，对中国古老的文化所产生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当年决意西化，脱亚入欧的日本，一度线装书大批被丢弃的惨状，也曾令汉学家们痛心疾首，如丧考妣。作为亚洲儒家文化之源的中国，在屡屡的文化受挫甚至受辱面前，怎么可能无动于衷？但现实就是残酷的，幻想仁义忠信可以当干戈舟楫的倭仁最终发现，仁义忠信还真的当不了干戈舟楫。无论儒家伦理把人心改造成什么样子，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都无济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