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制度绩效上认识中国当代制度
在全球化背景下，制度多样性是通过制度间对话交流竞争，而非制度间隔离否定对抗呈现出来的。一方面，由于交往方式的丰富和活跃，人们有了更多的了解其他国家制度的机会，也更有可能破除片面的成见或者意识形态标准来了解各国制度运行的细节、各国制度之间的差异，由此增强了认识上的主体性；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在对外部世界更加了解的同时，也对本国制度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使得国内期望与国际示范有效地互动起来，形成了推动制度调整变动的新动力。这种变化直接推动了各国制度的自我反思、相互学习以及自我改进。各国的制度优势和制度劣势不仅得到全面展示，也在处理许多新问题的过程中被放大。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从本质上说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调整完善的过程。这是中国与许多国家在制度变革上的巨大差别。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化，不仅是为了获得国内发展所需要的技术、知识和资源，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也是为了提高制度的开放性和竞争力，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推动制度的改革完善。因此，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是社会经济意义上的，更是文化制度意义上的。这些成就被凝练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的提出，说明了中国的制度建设具有了更强的主体意识，正在从调整制度以适应环境转变为发挥制度优势来改善环境。
无论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时间节点，还是以1978年改革开放作为时间点，中国发展取得的绩效都是明显的，并且被认为在经济发展上还具有强大的潜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这说明了中国制度不仅具有效力活力，也在不断增强吸引力。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出色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的推进凸显了国家和制度的重要性，[17]为中国制度优势的发挥提供了条件和机会。高柏用“魔方国家”概括中国应对全球化的模式，认为这样一种国家从来就不视其自身为环境变迁的被动接受者。相反，它在迎接各种各样的挑战时一直都采取先发制人的方式去建构起新的国家能力。[18]
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将整个国家的制度优势与社会成员的活力、创造力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发挥了经济上的比较优势，抓住了发展的机会。虽然中国的制度具有独特性，但是在运行上符合全球化时代对于各国制度提出的一般性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性是其适应了中国的国情，而其普遍性则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
首先，坚持将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作为重要任务。对秩序的重视，既来自中国的历史经验和传统价值，也来自“文革”的深刻教训[19]，更取决于执政党对于中国发展所需前提条件的判断和坚持。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谈话中提出“稳定压倒一切”。1992年十四大报告提出“社会政治稳定”是不断前进的条件之一。后来江泽民多次论述了稳定的重要性，以及稳定与改革、发展三者的关系，认为稳定是“前提”。随着社会利益观念的多元化，社会差别的拉大，各类社会矛盾也在增加并时有激化，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更为艰巨。执政党一方面不断深化对社会稳定的认识，先后提出了“和谐社会建设”、“科学发展观”等新的理念，来寻求实现社会稳定的有效政策措施、制度机制，另一方面则加大实现社会稳定的资源投入，比如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政法机关建设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在展望中国的未来发展时提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要指导方针，“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20]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治理的秩序优先在国家间竞争中显示出两个方面的明显优势：首先，稳定的秩序是获得国际资本投资的重要条件。虽然中国长期在吸引外国投资方面居于各国前列有多重原因，但是稳定的秩序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其次，稳定的秩序有利于国家进行长远规划。随着国家间竞争的加剧，在科学技术创新中掌握先机和制高点，在经济发展中实现比较优势的合理转化等方面，国家的长期规划作用日益凸显。中国不仅实现了稳定的秩序，而且显示出维持稳定秩序的能力。这可以为中国制定和执行战略规划提供有利条件。
第二，能够不断增加和改进公共品的提供。公共品种类很多，各国提供的各有不同。有效的公共品提供除了有赖于国家的财政能力外，更取决于国家是否愿意把提供公共品作为其基本的职能。相对于许多国家，中国有着重视基础设施类公共品提供的悠久传统，修桥铺路、兴办教育、消除瘟疫等历来被视为政府的重要任务。这个价值偏好一直延续到现在，并且成为许多政府官员的内在行为准则。在当代，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一直是国家发展以及执政党执政的根本任务。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被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因此整个国家要不断发展，才能为满足这些需要提供物质基础；同时执政党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自身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奋斗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外部性问题的增多，增加和改进公共品的提供日益重要。政府也在根据这个要求转变职能，提出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将“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确定为政府的四项主要职能，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不仅加大了公共品提供的力度和种类，而且提高了公共品提供的针对性，优先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改善公共品的提供方式，扩大公共品的提供主体，提高公共品提供的质量。
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的公共品提供无论在数量、质量还是提供方式上都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但是就整体而言，中国的公共品提供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中国更加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这既增强了吸引资本投资的能力，也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了改善日常生活条件的基础；二是中国的公共品提供的增加和改善有着较强的经济支撑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政府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的增长，使得政府有较强的能力来实现公共品提供的不断增加和改善。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作用以及中国社会不断增强的公益意识，进一步推动了公共品提供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
第三，继续保持着集体行动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制度的突出特点。执政党有着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中央享有较高的权威，掌握着巨大的资源，社会成员具有很强的认同和服从意识，这三个要素构成了中国制度集体行动能力的支柱。在应对重大风险或危机的时候，这种集体行动能力充分展示出来，并且由于更多主体的参与，集体行动出现了新的形式和特点。比如，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和其后的重建过程中，广大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地方政府各具特色的对口援建，都体现了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原有社会动员体制的深刻影响。
全球化产生和诱发了许多新的风险，往往超出了社会个体或者某个社会组织的应对能力，国家的作用得以凸显。以国家为单位的集体行动可以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分配责任与义务，达成有效的协作互助关系。尽管中国的集体行动能力和方式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但是相对于许多国家来说，以国家为单位的集体行动依然具有很高的水平。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执政党保持着强大的组织体系，随着社会的变化努力调整着与社会各个阶层的互动方式，既将社会各个阶层的优秀分子吸收进组织体系中，也将组织延伸到新兴社会阶层之中。这种政党—国家—社会关系，为实现集体行动提供了制度基础。二是虽然社会利益观念日益多元化，但是相对于许多社会来说，中国社会依然保持了很高的同质性，[21]比如民族、语言、文化等。而且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在诸多方面推动了社会交往的扩大和深化，增强了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这些变化正在潜在地推动着社会自主动员能力的提高，这既会制约政党—国家的动员能力，也会丰富整个社会的集体行动方式。
第四，通过提高制度的回应力，适应公民不断增强的政治参与诉求。公民政治诉求的增多增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许多国家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通常是开放竞争性选举，让这些诉求相互竞争，并且对政权产生压力。但是，选举虽然能够解决利益诉求的表达，却并不一定能解决利益的满足。许多研究发现选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并不密切。更重要的是，对于在上个世纪90年代实行自由选举的某些国家，选举后国家就进入了战争状态，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是经过历史演变而来的，已经形成了较为充分的存在条件，不能简单地照搬使用。[22]
中国在制度上应对公民政治参与诉求的方式，除了拓宽制度渠道，倡导有序参与外，还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提高制度的回应能力、解决诉求或涉及的具体问题之中。这种结果导向而非程序导向的应对方式，与其他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之所以这样，一方面因为执政党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判断，认为人们的政治诉求是由其经济条件决定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另一方面因为执政党坚持的发展理念，认为要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关键还是要发展，只有发展了，才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
第五，保持较高的决策自主性，能够制定和实施战略性规划。全球化时代也是相互依存的时代，一方面国家的决策面临更多的制约，另一方面大量新问题的出现又要求国家的运行不能受到某种力量的左右。保持决策的自主性就成为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个问题更加突出。西方学者在比较中国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应对危机的做法和效果的时候，都认为中国决策和执行的高效率，有利于控制危机的蔓延，并认为中国制定和实施战略性规划的能力是中国的制度优势。[23]
决策的自主性分为国内自主性和国际自主性两种。就前者而言，中国相对于其他许多国家在制度上有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一是执政党强调自己的人民代表性和自身的无特殊利益，在决策过程中努力吸收社会各个方面的意见要求，推动民主协商，避免某个社会群体对决策的垄断；二是决策采取民主集中制，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尤其重视集中，从而使决策能够顺利执行；三是代议机构实行的“议行合一制”。在党代会和人代会中，许多代表来自政府部门。虽然这种代表结构引起了一些争议，却为政府部门更好地贯彻党代会和人代会的决定和精神提供了制度条件。
就国际自主性而言，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24]并将其作为是所有改革开放措施的前提之一。中国强调的主权原则包括两个基本内容：一是要坚决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完整；二是要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这种自主性确保了国家在对外开放中的主动性，也因此避免了在许多重大决策中屈服于个别国家的压力或者跟风国际潮流。这种自主性的效果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历次重大国际经济、金融危机中充分体现出来。在约翰·格雷看来，由于中国领导者懂得历史，所以能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自立于全球自由市场之外并且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决定改革开放的步伐，以减少全球动荡的冲击。[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