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城乡结构扭曲属于大结构的扭曲，不从根本上解决大结构扭曲的矛盾，不仅会使工业生产由于过剩矛盾难以继续发展，也严重阻碍着农业与服务业的发展步伐。
从农业看，大量农民工虽然已经进城打工，但是仍长期保留着对家乡土地的经营权，使中国的耕地不能实现集中经营，即便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空村”，即便已经造成了上千万亩土地的抛荒，仍不能实现土地集中。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标志是实现农业机械化，土地长期归小农户所有而不能集中，就是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阻碍。近年来，由于出现了“民工荒”，学界在热烈讨论所谓“刘易斯转折点”的问题，但是如果看到美国仅以200多万农业劳动力就养活了3亿美国人，还出口了占世界出口量60%的粗粮，而中国直到2012年却仍然有2.58亿劳动力在从事农业生产，就可以知道，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只是被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所掩盖的一个假象。只要在土地规模经营基础上实现了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就会有超过两亿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所以，通过大规模的城镇化使8亿农民进城，从而彻底脱离与农村土地的关系，是使中国农业最终走向现代化的必须条件，并且也只有建立了现代农业，中国才能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从服务业看，大量低收入农村人口的长期存在，是压低服务业增长空间的最大因素，因为组成现代服务业的许多商业机构，都不可能在分散的农村发展，进城打工的农民，由于在城市没有家，也不可能产生像城市人那样的服务业需求，所以尽管目前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已经高达3倍以上，而像交通通信和文教娱乐的城乡消费差距，更高达4-5倍，并且使中国与同等人均收入国家的服务产业比重相比，要低15-20个百分点。所以，也只有使大量农民工携家带口进城，转换成市民身份，才会有服务业的巨大增长空间，才能使中国服务产业的比重与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匹配。
因此，未来20年城镇化是个“纲”，抓住这个“纲”，才能做到“纲举目张”，使中国的三次产业格局彻底摆脱大结构扭曲的矛盾，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中国的改革也好，开放也好，各种发展战略的制定也好，只有围绕这个“纲”来设计和实施，才会见到显著效果。
按照新千年前十年的情况计算，中国经济保持年均9%的增长速度，需要每年新增8万亿元左右的新需求，大体是出口和消费各2万亿元，投资新增4万亿元。新千年以来，中国新增真实城市人口约1亿人，同期新增的城镇投资约50万亿元，大体上是每新增1个城市人口，会吸纳50万元投资。如果未来20年中国新增城市人口达到8亿人，所能产生的投资需求就是400万亿元，年均20万亿元，这已经大大超过了“保9”所需的社会总需求年均增长额。如果把服务产业的发展空间拓展到占经济总产出的60%，也可以在未来20年提供每年约1个百分点的增长率，这就是结构转换能提高经济增长率的道理。由此而言，所谓中国经济将转入“中速增长”甚至“低速增长”的那些预言，根本是站不住脚的。由于城镇化把大量农村人口吸纳到城市，使中国农业得以完成现代化改造，可以新增数以亿计的新增非农劳动力，所谓中国经济将丧失国际比较优势的预言，也都早晚会让人们觉得不值一驳。而中国将长达半个世纪的持续高增长，在完成城镇化的凯歌中，才会被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改革开放这30年，不管是体制还是战略，中国都是在摸索中从模糊到清晰，城镇化战略也会是如此。目前我们虽然对城镇化战略的大方向已经有了把握，但是还是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甚至仍然有较多争论。比如，城镇化的重点是应该放在大都市圈、城市群方面，还是应放在小城市与城镇？农民工在转变成市民的过程中，社会保险、住房等问题应怎样解决？在变成市民后，他们在农村的土地应通过怎样的制度安排，实现集中与规模经营？由于未来20年可能有8亿农民要进城，是现有城市的近两倍，中国一定会出现许多新城市，许多现有的城市规模也会显著扩大，这些新城市、大城市和城市群将诞生在哪里？为农民进城必须兴建大批政策性住房，需要占用大量城市土地，现有的“土地财政”将走向尽头，而若没有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城镇化就很难推动，因此新的财政体制应该怎样设计？更重要的是，如果中国的城镇化未来需要数百万亿元资金来完成，这些资金应怎样筹集？特别是在启动城镇化的初始时期，怎样才能筹集几万乃至几十万亿元的启动资金？这些问题不解决，城镇化或是难以启动，或是要“打乱仗”。由于城市是公共产品，主导未来中国城镇化高潮的肯定应当是政府，而不是市场，所以城镇化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比以往向市场放权的时代更高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