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以改革促转型稳增长———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观点综述
2013年8月1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北京主办“增长·转型·改革”为主题的改革形势分析会。来自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等机构的领导、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7.6%的经济增速基本符合目前宏观调控总体方向和总体预期。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森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速比前几年的速度有明显的降低，但是从去年二季度开始，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稳定在7.4%—7.9%的区间。从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我国经济已经明显地下了一个台阶，回落到中速发展的阶段。以经济增长速度为主，包括财政收入、外贸等指标，确实已从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长期维持在10%、20%的速度，回落到一个比较符合目前我国国情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合理区间。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从2012年第二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就已经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阶段，未来G D P中速增长将是一个中长期趋势。
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出现新的变化。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指出，农村劳动力富裕程度大大减少，农民工工资过去五年当中平均增长20%左右，现在工资成本成为最大的压力，过去主要靠要素投入的模式很难走下去；我国人口在发生变化，过去高储蓄率推动高投资不能持续了，现在地方债务问题突出，不可持续性日益显现。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也分析了经济增长动力下降的几个因素：从发展的阶段来看，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收益率下降是个规律，从土地空间、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以及实业的资本收益率来看，都反映了这个下降趋势。所以，未来10年从增长的供给来源看，资本对经济的贡献率不可能会上升。从增长的需求来源看，出口上再像过去那样辉煌根本不可能，而且内部的成本都提高了，其他国家的竞争力也很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指出，我国从过去两位数增长向一位数转化的变化，不会像日本、韩国的变化那样有突变性。一是过去的发展模式使得内需潜力没有释放出来；二是劳动力开始减少，人力资本的投资增长，每年毕业七百来万大学生，人口质量的红利可能替代人口数量红利；三是我国由于幅员很大，沿海地区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在内陆地区又有相当的生命周期。所以，我国增长速度是往下走的，但是这个过程会比其他的国家要慢很多。
经济增速合理回落是调结构、转方式的必要代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卓元研究员认为，现在经济增速下降点也没什么特别的，最主要的是就业问题还好。经济稍微放缓一点，就业没发生大问题，应该是可以承受的。为了调结构，推进改革，目前的宏观经济数据也不必太多惊慌，不需要大的刺激政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教授认为，不应老讲百分之几的增长速度，投资效益怎么样？资源使用情况怎么样？如果是没有效益、或者是低效益的增长就没有多大意义。
王一鸣认为，转型到底是什么内涵？主要表现在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提高，然后是消费率提高，研发占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比重提高，中西部发展加快。而这种结构的变化都是以速度放缓为前提的，都是以增长阶段的转换为前提的。这两年，服务业比重提高了，去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投资，今年二季度又返回来，因为我们微刺激了。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认为，我国当前的经济减速是波浪式的下降，不要刻意去加速。经济减速的原因有三：一是世界经济形势不好；二是我们主动调整结构；三是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世界经济过几年好转，我们能不能跟着转好？关键在于创新能力，能不能在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形成优势，将供给与需求结合起来。
宏观政策应把握中线，权衡速度与风险。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指出，与其守住下限不如把握中线，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适度的增长区间，那时候就有上限也有下限。那时候认为下限不成问题，提出宏观调控、经济发展要把握一个中线。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经济政策应当在增长速度与风险上权衡。我们现在一方面是要以速度去控制风险，速度太快了以后，风险越来越大，现在面临的环境风险、贫富差距风险、产能过剩的扭曲等等，都越来越突出了，所以要以控制速度去控制风险。另一方面要从风险去控制速度，不考虑风险，仅仅讨论速度的高与低，是很盲目的，也是有风险的，要从风险的角度来控制速度和从速度的角度去控制风险。控制速度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最大的风险是就业问题，但是就业在眼前的增速下还不是个主要问题，除非增速再进一步地下降，到6%以下，可能就业的问题就会突出暴露出来，只要经济增长速度在7%以上，就业问题就不会突出。
(作者单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