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近年来,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构成严峻挑战,其共同根源是部分国家将本国利益凌驾于他国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之上,动摇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各国对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共同预期。中国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多边主义提供有力大国引领。联合国宪章精神并未过时,国际社会应回归宪章初心,在维护现有制度的基础上,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建设性改革。
【关键词】国际法 涉外法治 全球治理 战后国际秩序
【中图分类号】D9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21.011
【作者简介】柳华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方向为国际公法、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争端的解决,主要著作有《论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下义务的不对称性》《中国的人权发展道路》《人权知识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与机制》等。
当今的世界形势变乱交织,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关系正在经历深刻重塑。身处这一动荡变革期,世界各国普遍面临转型调适的现实课题。时代演进的主流方向是什么?大国应当秉持怎样的立场、作出何种选择?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天然成员和南南合作的坚定支持者、积极参与者和重要贡献者,中国充分展现出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以法律形式充分彰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责任与担当,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四大全球倡议为引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的特征与价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反思战争的惨痛历史教训,签署《联合国宪章》,创立联合国。“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宪章确立“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促成国际合作”“主权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宗旨和原则,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历经80余年发展,联合国推动建立起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其中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为核心的国际规则体系,仍是当前化解国际分歧、维护全球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依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成熟的国家间体系。作为最大的普遍性国际组织,联合国充分发挥协调中心的功能,推动国际法获得长足发展。由国际法推动国家间关系由共处走向合作乃至共进,具备了应然性和实然性的相当程度上的统一。[1]人类文明发展迈上新台阶,和平、发展作为时代主题引领国际社会维持长期和平,世界经济持续繁荣,各国政府间、民间层面的往来联系与务实合作均达到历史新高度。稳定的国际秩序同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之间,并非简单的单向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促进、动态共生的关系。
整体上,确定而稳定的国家版图和边界,以及准确界定的国家间关系基本准则和行为规范,均增加了国家和国际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各国人民能够从本国发展、国家间交流与合作、国际援助等进程中受益,全球化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尽管现有国际秩序仍存在一些问题,但各国仍可依托这一制度框架维护自身权益,持续推进本国发展与文明进步。
经济全球化与数智科技的蓬勃发展,使世界发展的整体性与联动性日趋显著。当前,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迭代及其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正进一步强化全球互联互通的基本格局,不仅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也会催生更为复杂的治理需求与风险挑战。随着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程度持续加深,基于稳定的国际环境与平等原则的建设性合作,显得愈发重要。新形势下,“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情形和一损俱损的联动风险持续显现。世界各国及其人民应该有更强大的行动力,并以人类整体利益为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当下国际秩序发展的鲜明趋势和重要价值追求。
每一轮科技变革与产业变革孕育、推进之时,全球经济与政治格局往往随之调整。世界各国综合实力消长与利益诉求的差异,可能推动国际关系分化和重组,转型期的阵痛和动荡往往难以完全避免。帝国主义倚仗自身优势挤压他国的不平等相处模式并未彻底销声匿迹,一旦国际力量对比失衡,此类单边主义行径便有抬头风险。当前,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大国互动关系,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均处于深度调整阶段,不确定性显著上升,考验着各国统筹国内治理、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与智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与演进
国际法取得全面、深入和系统性的发展。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后,近代意义的国际法正式诞生。国际法经历长期的演进和发展,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联合国成立,才进入全面、深入和系统性的迅速发展阶段。《联合国宪章》的诞生和联合国的发展,为战后国际法完善与国际秩序演进搭建起统一制度框架,二者得以在联合国机制下同步推进。整体而言,战后国际秩序的演化进程,受国际社会结构变迁、主要大国政策互动等多重变量共同驱动,突出体现为多边制度化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从制度基础来看,战后国际秩序首先体现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合作制度的形成。为推动国际法体系化建设,联合国专门设立国际法委员会,统筹推进国际法的编纂与发展;联合国大会等各类附属机构亦通过授权组织或直接参与的方式,承担协调各类国际条约的磋商、谈判与缔结职能。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制度体系,为战后国际秩序奠定了基本制度框架。随着世界各国联系日益密切、多边合作范畴持续拓展,国际法亦同步实现全方位演进。无论是在海洋治理、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防疫、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建设、跨国犯罪追责与有组织犯罪的应对等领域,还是在国际贸易、投资与金融规制、国际争端预防及和平解决机制、民航与外层空间开发利用规则等诸多领域,在联合国体系内外各类多边机制的协同作用下,各领域法治化进程虽推进程度不尽相同,但始终保持稳步拓展、持续深化的总体态势。虽然国际法上“法无明文”的现象仍然突出,与国内法相比,其在系统性和严密性等方面仍存在差距;但是国际法的基本框架、原则和制度,甚至是相应的国际组织等机制化安排已然存在,使当下的国际秩序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全球南方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对国际法的发展和实施产生深刻影响。在国际秩序制度化建设持续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国际社会权力结构亦发生深刻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变革便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整体性崛起。第三世界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深刻重塑全球治理格局,对国际法的演进与落地适用产生深远影响。传统国际法曾长期被西方狭隘界定为,仅适用于所谓基督教“文明国家”之间的规则体系,而现代国际法确立了普遍适用于世界所有主权国家的原则。联合国的成立搭建起人类历史上覆盖范围最广的主权国家多边协作平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批第三世界国家摆脱殖民统治,以独立国际法主体的身份登上国际舞台,推动国际治理体系朝着更为民主均衡的方向转型,也让国际法真正具备空前普遍的适用效力,成为“国家之间”的法。
从历史进程来看,非殖民化运动使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上“站起来”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格局中全球南方国家的整体实力日益增强,西方国家独大和绝对主导世界经济的格局已经发生改变。广大亚非拉中小国家可依托国际组织投票机制与国际法规则,争取多数国家支持以实现自身合理诉求。比如,英国政府提名的候选人曾在国际法院法官选举中意外落选。又如,尽管英、美两国持反对立场,联合国大会仍顺利通过议案,提请国际法院就非殖民化遗留的查戈斯群岛争端问题出具咨询意见,国际法院最终作出支持毛里求斯领土主张的咨询意见。历经多轮磋商博弈,英、毛两国于2025年5月签署双边协议:英国同意将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毛里求斯,同时以99年租期安排,保留美英对其位于当地的军事基地的运营权限。
大国在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的形成和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国际法的发展历程中,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曾发挥重要作用,甚至一度居于主导地位,但西方国家一家独大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经由国际社会共同立法机制形成的国际法,因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多数国家的共同意志与利益诉求,而具备普遍适用效力与长久生命力,这正是当代国际法进步性的集中体现。不同国家对待国际法秉持不同立场,采取不同举措,呈现差异化特征。
美国在国际法上奉行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美国往往积极参与“国际造法”,以及相应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创建。在诸多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中,美国即便未正式成为缔约国或成员国,也往往有美国公民在相应的机制中以某种名义参与工作。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大多拒绝参与可能对其形成约束的多边条约,如规范全球海洋开发与合作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或拒绝正式加入相关国际组织,如国际刑事法院。总体而言,一方面,美国是现有多边体系的重要参与者,长期从多边合作机制中受益,具备突出的综合实力与全球影响力;另一方面,美国长期秉持例外主义并付诸政策实践,力求规避国际规则对自身形成约束。当前美国政府屡屡“退约退群”,是其基于本国利益随意取舍国际义务的直观体现。
欧洲国家是国际条约和国际机制的积极参与者。以国际人权法为例,美国至今尚未成为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等核心人权公约的缔约国;与之形成对照,欧洲国家积极批准上述公约,并持续支持相关国际人权机制运作。从联合国机构设置来看,联合国在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设有重要办公中心,国际法院坐落于荷兰海牙,众多联合国专门机构总部亦设于欧洲。尽管在政治和安全事务上,欧洲大多倾向于与美国“站在一起”,但随着国际局势不断演变,欧洲推进战略自主的现实必要性愈发凸显。展望未来,欧美双方在国际法层面的立场、认知与实践分歧或将持续扩大。
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共同发展、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等领域,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伴随自身国际地位与全球影响力持续提升,中国参与联合国各项事务、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广度不断拓展、深度持续加深。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全面依法治国总体布局之下,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建设,不仅不断完善自身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也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磋商、制定与实施,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中国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现行公认国际法,坚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各类违背国际法的单边行径,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贡献法治力量。
国际社会在和平、发展上的成就得益于诸多因素,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行有效的国际法整体搭建起国际秩序的基础框架,明确国际社会的根本宗旨与基本原则,形成以国际法为根基的稳定制度保障,具备较为充分的确定性、可预期性、民主性、科学性,呈现高度体系化、机制化特质。
各国平等参与、平等适用国际法,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实现稳固维系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广大发展中国家既是这一国际秩序的贡献者,也是受益者。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作为,有助于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进步、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尊重并恪守国际法,更成为衡量一国是否为负责任国家的重要标尺。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面临挑战
国际法治是当代全球治理的标志、基础和基本框架。以现行有效、公认的国际法为基础,国际秩序便有坚实的法理依据。国际法体现国家间的共识,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国际关系发展的规律和趋势;遵守国际法是各国实现自身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平衡、构建建设性相互关系、以平等互利为基础实现共同发展的最佳途径。然而,在国际格局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面临挑战。
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采取单边主义政策,对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构成冲击。近年来,美国漠视国际法、破坏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行径不时出现。2026年1月,美军发动大规模空袭与特种作战行动,直接进入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强行带走时任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并将其押送至美国境内受审。美方此次对委内瑞拉的非法跨境军事行动,招致多国及国际组织的强烈反对及谴责,认为其行为违反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同年1月5日,美国国际法学会以新闻发布会的方式明确宣布美国非法跨境军事行动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2]2026年2月,美以对伊朗展开联合空袭,伊朗最高领袖及多位政府官员遇袭身亡。美以的联合军事行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没有正式和确定的正当理由,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其波及范围持续扩大,关键性海上通道受阻,油气运输和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位于中东的数字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受损,世界金融版图亦可能因之发生变化。美国与以色列相关做法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奉行“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实用逻辑,频频拖欠联合国会费、接连退出一批多边机构、削减国际援助,甚至绕开现有框架另建机制,冲击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助长丛林法则,对全球多边治理造成负面影响。美国的立场与行为,在客观上违背现行国际法,对战后形成并保持稳定的国际秩序形成冲击。其所动摇的,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国际社会共同恪守的道义基础,也是各国对于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能够得到保障的共同预期。
地区冲突延宕,对国际法和现行国际秩序形成冲击。近年来,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地区冲突多点迸发,俄乌冲突、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延宕,给相关地区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冲击。俄乌冲突的背后,折射出俄罗斯同美国、欧盟及其成员国以及北约之间的利益博弈与战略对抗,冲击地区安全、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同时深刻影响全球,阻碍世界经济复苏。在这一现实下,国际法的效用受到制约,国际格局也因此发生深刻调整。巴以冲突有着复杂的历史渊源,在个别国家的外部强力介入,以及部分西方国家奉行双重标准的背景下,巴以冲突长期难以化解。新一轮巴以冲突中,国际法和人权遭到更严重的公然侵犯,已经并仍在酿成深重的人道主义悲剧。叠加中东地区的资源博弈与地缘政治角逐,实现地区稳定与发展面临困境。
个别国家的历史修正主义倾向持续抬头,对战后国际秩序构成挑战。日本部分政客罔顾历史事实,逆潮流而动,违背法律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走向推动修宪、复活军国主义的错误道路。对于侵略他国、酿成人类文明悲剧的历史错误,日本始终未能全面反思历史教训、承担起应有的历史责任。此外,其部分对外行为明显违背战后法律承诺,对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构成潜在挑战,值得国际社会保持高度警惕。
当前,战后国际秩序面临的挑战存在一个共同根源:部分国家将本国利益凌驾于他国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之上,无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法。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也是世界各国与整个国际社会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国际法并不会因出现违反与破坏行为而归于失效。各类违法行径及其造成的危害,恰恰凸显国际法的弥足珍贵,更需要得到重申与捍卫。
中国的立场与行动: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注重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推动对外关系全面发展。中国历来崇尚和平,传承“以和为贵”的文化基因,且高度重视对国际法的研究和应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对国际法工作予以充分重视。周恩来同志特邀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知名国际法学者周鲠生赴京,出任外交部法律顾问。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我们还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强国际法的研究和运用”。[4]
2020年11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将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对于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重要意义。[5]涉外法治立足本国治理视角,统筹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协同衔接,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推动对外关系全面发展。涉外法治同时涉及国内法与国际法双重维度,强调立足中国立场认识和运用国际法。在全面依法治国方略指引下,我国大力推进涉外法治建设,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赋能,呈现鲜明的整体性、系统性与进步性特征。
2023年6月28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以下简称《对外关系法》)。由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对外政策的根本立场和原则得以进一步细化。在国际社会面临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对外关系法》以法律形式宣示了中国愿为世界提供的确定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大国立场、主张和外交愿景。《对外关系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集中阐述我国对外工作大政方针、原则立场和制度体系,以及对我国发展对外关系作出总体规定的基础性涉外法律,具有深远的国际影响。《对外关系法》在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和发展人民利益的同时,强调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该法就对外关系法律体系的基本制度作出明确规定,涉及对外关系的总目标和总体布局、全球治理观、领域合作基本原则、条约缔结与适用、中国法域外适用、反制和限制措施、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执行、国家豁免、国家海外利益保护等丰富内容。特别是,《对外关系法》明确,中国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引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既是中国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的重要标识,也构成中国同美国等西方国家所主张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之间的显著区别。《对外关系法》在第十九条第二款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6]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坚定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集中体现在,中国反对将狭隘国家利益置于优先地位、反对奉行损人利己的行事逻辑,主张国际交往与全球治理应当以公认且现行有效的国际法为基础。中国不仅反对各国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也反对借宽泛模糊的所谓“规则”之名,以尚未形成广泛共识、不具备国际法效力的规范约束其他国家。
中国通过一系列国际倡议和制度创新,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和推动国际法治作出积极贡献。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后,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郑重提出以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为核心理念的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基本遵循,强调“国际法治是全球治理的根本保障。唯有基于法治的全球治理体系,才能真正为各国提供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确保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7]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
中国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推动国际法治建设。文明进步、公平正义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然而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不会一路坦途,不少矛盾挑战的根源在于利益冲突与政治博弈。运用法治思维、借助法治方式处理纷繁复杂的冲突与争端,是人类社会积累的宝贵治理智慧。2025年10月,由中国等19个国家共同发起组建的国际调解院在中国香港正式成立。国际调解院创新构建开放包容架构,成员资格向所有国家及国际组织开放,调解服务不限于缔约国,且与现有机制并行不悖;其调解过程充分尊重各方意愿,强调不干涉内政、自愿参与、可随时撤回调解同意;调解目标聚焦灵活高效,通过多样化调解员队伍、前置性预防机制、合理费用分担及具约束力和解协议等设计,推动实现从“对抗性司法”转向“共识治理”。[8]
结语
《联合国宪章》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确立处理国与国关系的规范,为国际法治奠定基石,为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作出重要贡献,值得世界各国共同珍视、维护与发展。现行国际法的体系框架、价值宗旨与基础制度以及联合国宪章精神,并没有过时,既无需根本性重构,也不容漠视弱化。国际社会应回归宪章初心,弘扬宪章精神,履行宪章义务,在自觉尊重和维护现有制度的基础上,推动联合国框架下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性改革与演进,不断推进国际法治建设。
当前,各类违背国际法、冲击既有全球秩序与国际法治理念的事件频频发生,给国际社会带来严峻考验。在此背景下,中国保持自身战略定力与发展定力,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各国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将在推动人类文明持续向前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注释
[1]易显河:《共进国际法:实然描绘、应然定位以及一些核心原则》,《法治研究》,2015年第3期。
[2]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Regarding United States Action in Venezuela,“ 5 January 2026.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7页。
[4]《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1版。
[5]柳华文:《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年第12期。
[6]《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人民日报》,2023年6月29日,第12版。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2026年6月)》,《人民日报》,2026年6月18日,第12版。
[8]夏莉萍:《推动建立国际调解院:构建全球多元争端解决机制的中国方案》,《人民论坛》,2025年第17期。
Upholding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Based on International Law
Liu Huawen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UN) at its cor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based 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basic norm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unded on the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UN Charter have made historic contributions to safeguarding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have posed mounting challenges to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global governance. Their common root cause is that some countries place their own interests above those of other countries and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undermining the basic norm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shared expectations of all countries regarding sovereignty,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terests. China remains committed to advancing the rule of law in domestic and foreign-related affairs in a coordinated manner and actively pursues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viding strong major-country leadership for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and realizing true multilateralism. The spirit of the UN Charter is far from outdat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return to the founding aspiration of the UN Charter and advance constructive reform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while maintaining the existing institution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law,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global governance, post-war international order
责 编∕包 钰 美 编∕梁丽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