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史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大山，其中蕴含的思想、精神、智慧，仍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如“和”“变”“德”“嘉”“凿空”等词语，体现出《史记》中的和谐思想、通变思想、德政思想、大一统思想、开拓进取思想等。《史记》是一根文化链条，将古与今、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起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史记》中的许多思想、精神、智慧对于当今治国理政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
【关键词】《史记》 司马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指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①编纂历史，就是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时隔两千多年，《史记》中的思想、精神、智慧，仍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生命力，需要我们深入挖掘和研究。如治国理政方面，《殷本纪》成汤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赵世家》赵武灵王有言：“制国有常，利民为本；从政有经，令行为上”，《滑稽列传》引传曰“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都强调民心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著作中多次引用《史记》的名句和史实，如引用《孔子世家》中正考父“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的故事强调领导干部要谦虚谨慎②，引用《大宛列传》张骞通西域的事实和“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名句，强调开放合作、文明互鉴③，引用《孝文本纪》“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的名句，强调“三农”工作的重要性④，引用司马迁《报任安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提倡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开创未来⑤，引用《商君列传》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名句强调改革开放的重要性⑥，等等。《史记》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影响众多领域的研究发展。作为一根文化链条，从汉魏六朝直到今天，《史记》的传播和研究没有中断，甚至发展为“史记学”，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与精神财富。本文据此选取“和”“变”“德”“嘉”“凿空”五个关键词，逐一考察其思想内涵及其与现实社会的关联。
“和”的政治思想
“和”是中国文化中重要的思想观念。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就提出“和为贵”“和而不同”等思想。司马迁继承和发展了前代思想，表现出明显的“和”的政治理想。“和”对外而言，即和睦相处；对内而言，就是团结和谐。
先看外部的“和”，司马迁赞赏各国、各族和睦相处。《五帝本纪》载，黄帝时期，“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此后出现了“万国和”局面，各部落之间和平相处，天下大治。帝尧时，“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景象与黄帝时期完全相同。虞舜重用二十二位贤臣，“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张守节《史记正义》解释：“《尔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可见虞舜时期各部落民族之间的融合、和谐。《秦本纪》记载，非子善养马，周孝王欲立非子为西戎大骆的继承人。当时申侯女为大骆妻，其嫡子成是法定继承人。申侯谏孝王说：“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適（嫡）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于是孝王改变主意，给非子封邑于秦，号曰秦嬴。“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適者，以和西戎。西垂以其故和睦。”两次出现“西垂以其故和睦”，体现周王朝与西戎和谐相处。《晋世家》记载晋悼公时重用魏绛，“使和戎，戎大亲附。”晋悼公称赞道：“自吾用魏绛，九合诸侯，和戎、翟，魏子之力也。”“魏绛和戎”，是春秋时期的重要事件，体现出民族之间和平共处的特点。
“和”，就是不用武力征服外部。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诸侯之间武力无法解决问题时，往往派使者“请和”，这在《史记》中有大量记载，不一一列举。《律书》载汉文帝时将军陈武等建议用兵讨伐南越、朝鲜，文帝分析汉朝面临的内外形势，坚持不用武力，采取“结和通使”办法，天下出现“和乐”景象：“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特别是汉代的“和亲”政策，《史记》中多篇涉及此事。《刘敬叔孙通列传》载，刘邦在平城被匈奴包围七天七夜才得以解脱，鉴于匈奴的强大，刘邦采纳刘敬的建议，“结和亲约”。《匈奴列传》载，高祖刘邦之后，孝惠、吕太后时，“复与匈奴和亲”。孝文帝初立，“复修和亲之事”。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韩长孺传》载，武帝时匈奴来请和亲，王恢认为：“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韩安国则从双方当时形势分析，认为“击之不便，不如和亲。”于是“上许和亲”。汉朝与匈奴和亲，虽然各有目的，但总体上保持了和睦相处的局面，避免武力给百姓带来灾难，这是有积极意义的政策。
再看内部的“和”。《五帝本纪》载：“契主司徒，百姓亲和”。《夏本纪》载，帝舜时，“百官信谐。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维时维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扬言曰：‘念哉，率为兴事，慎乃宪，敬哉！’乃更为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 君臣作《股肱歌》互答，体现了上古时代君臣之间和谐相处的氛围。《周本纪》载：周成王“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卫康叔世家》：“武王已克殷纣，复以殷余民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绝。为武庚未集，恐其有贼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禄父，以和其民。”《燕召公世家》：“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都强调“民和”。《晋世家》载，秦缪公与晋惠公战于韩原，获晋惠公归国。秦缪公问晋国大臣吕省：“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小人惧失君亡亲，不惮立子圉，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其君子则爱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此二故，不和。”于是秦缪公更舍晋惠公，馈之七牢。十一月，归晋侯。这段对话，以“和”与“不和”为重点，颇有智慧，也充分体现了国家内部团结和谐的重要性。再如《循吏列传》载，楚庄王时，孙叔敖为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由于“上下和合”，国家得以平安无事。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郦生陆贾传》陆贾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务附。”将与相是否和谐，关乎国家命运。《廉颇蔺相如列传》“将相和”的故事就是最好的注脚。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避免与廉颇发生正面冲突，廉颇知道蔺相如的气度之后，主动负荆请罪。由于将相和谐，使赵国走向强大。
内部和谐，也包括家庭的和谐。《五帝本纪》载，尧让首领们推荐接班人，大家推荐舜，理由是“能和以孝”，事实确实如此，“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舜的孝行，体现了家庭内部的和谐。不仅如此，舜由自己再推广到全社会，“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内平外成”，可视为国家和谐的一种理想境界。
《史记》中议论政事，也往往重视“和”。司马迁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引用《书》曰：“协和万国”，突出“协和”，和谐相处。《屈原贾生列传》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刘敬叔孙通列传》刘敬说：“周之盛时，天下和洽，四夷乡风，慕义怀德。”《滑稽列传》引传曰：“天下无害菑，虽有圣人，无所施其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龟策列传》引传曰：“天下和平，王道得。”《乐书》把音乐与政治联系起来，认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乐与礼也互相关联：“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内和而外顺”，礼乐和顺，天下安然。
通古今之“变”
“变”，是先秦《易》学的重要思想。《周易·系辞》曰：“变通者，趣时者也。”“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⑦司马迁把这种思想运用到历史和社会发展方面，在《报任安书》中提出《史记》的主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⑧《太史公自序》说：“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高祖本纪赞》说：“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无论“承敝通变”还是“承敝易变”，都是强调社会的变化。《太史公自序》还说：“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协古今之变”，虽然说的是作《礼书》的原因，实际上也是整个八书、整部《史记》的原则，与“通古今之变”思想相同。《平准书》还反复说：“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司马迁从“变”的角度看三千年历史，看王朝更替，看制度变化，看自然变化，看人物变化，考察“成败兴坏之理”，这个“理”，就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其思想高度非同一般的历史记载。
《史记》处处体现“变”的思想。《天官书》讲天道的变化：“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 天道在变，更重要的是社会在变。《平准书》曰：“汤武承獘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范睢蔡泽列传》蔡泽曰：“物盛则衰，天地之常数也。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圣人之常道也。”都强调顺应时代变化。《郦生陆贾列传》所写陆贾的事迹颇有代表性。陆贾经常在刘邦面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这番说辞，从“变”的角度说明社会发生变化，治国的策略也要随之变化，能用武力取天下，但不能用武力治理天下。《刘敬叔孙通列传》所写叔孙通制定礼仪，也是“变”的体现。刘邦做了皇帝之后，叔孙通看到朝廷大臣没有礼仪，就想办法改变现状。刘邦让他征召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汙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最终叔孙通制定礼仪成功，刘邦大为高兴。司马迁赞曰：“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
社会变化的体现就是王朝更替，十二本纪就是三千年历史变化的纲领性叙事，其他体例围绕纲领而展开。司马迁对历史有清醒的认识，如从秦楚之际到刘邦建国，社会急剧变化，《秦楚之际月表序》对这段历史作了高度概括：“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观察社会非常透彻，陈涉、项羽、刘邦就是这段历史转折的三个标志性人物。司马迁也注意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如“十表”，《三代世表》起黄帝，迄西周共和；《十二诸侯年表》起共和，迄孔子卒；《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元年，迄秦二世灭；《秦楚之际月表》起陈涉起义，迄刘邦称帝。司马迁用共和、孔子卒、秦亡、陈涉起义、刘邦称帝等作为“表”的分界线，可见他对历史变化的敏锐观察和深刻认识。再如对于秦王朝的评价，《六国年表序》曰：“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超越了一般人对秦王朝的粗浅认识，其从大一统的社会走向出发评价秦王朝“世异变，成功大”，是独具历史眼光的。
“变”，意味着革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商鞅变法，晁错削藩，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商君列传》记载：“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遭到保守派的反对，甘龙曰：“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反驳道：“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秦孝公最终采纳商鞅建议，“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公子成反对，认为这是：“变古之教，易古人道，逆人之心。”其他大臣也极力劝阻，赵武灵王则予以解释，反复强调变的意义，“谚曰‘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最终胡服骑射，使赵国强大。《晁错传》记载文景时代，诸侯国势力威胁到中央集权，晁错建议实行削藩政策，改变现状，引起轩然大波。虽然晁错以悲剧而结束，改革没有成功，但其勇于革新的精神受到人们的称赞。《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赵王用赵括代替廉颇为将。蔺相如说“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认为赵括只是纸上谈兵，不能根据现实变化调整军事战略。赵王不听劝谏，结果赵括惨败。
社会变化，也需要对世俗风气进行改变。《五帝本纪》载：“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北狄、南蛮、西戎、东夷之“变”，加强了与中原文化的认同。《鲁周公世家》记载，鲁公伯禽初受封于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这也是讲在鲁国进行的变革。《平津侯主父列传》严安上书曰：“变风易俗，化于海内，则世世必安矣。”强调风俗也关乎国家安危。
国家在变，社会在变，人也在变。处在社会中的人，也是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有的是由低到高的变化，如《高祖本纪》记载刘邦一生的重大变化，分为四个阶段：泗水亭长，沛公，汉王，汉高祖，由一个市井之民逐渐变为雄才大略的帝王。有的人则是高低起伏变化，如李斯、陈涉、韩信、项羽等，一生大起大落，最终以悲剧而结束。
当然也有不变的。《太史公自序》曰：“与信定魏，破赵拔齐，遂弱楚人。续何相国，不变不革，黎庶攸宁。嘉参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国世家。”曹参继萧何为相国，实行无为而治政策，于是就有“萧规曹随”之说。《循吏列传》记载，“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以高弟为鲁相。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总之，变与不变，都要根据现实而决定，不能盲目。
以“德”治天下
治国理政，德是关键。《太史公自序》自述作《律书》原因：“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强调德的重要性。先秦时期，孔子就提出“为政以德”的思想主张，而孔子的德政思想源自夏商周以来逐步形成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史记》通过历史的变化，强调以德治天下，正如《郑世家》子产所说：“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
《史记》提倡通过德政达到“圣人之治”，如《史记·秦本纪》所说：“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我们看《五帝本纪》记载，“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黄帝能够“修德振兵”，帝喾“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夏本纪》提出执政者应具备的“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治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实，强而义。”即：性格宽宏而又威严，温和却又坚定，忠厚诚实而又谦恭，有才能而又小心谨慎，善良而又刚毅，正直而又柔和，简约而又不草率，果断而又不浮躁，强有力而又合乎义理。“九德”之说，是执政者的法宝，夏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就是“九德”的表率。《周本纪》记载，周的先祖都是以德服人。周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先王燿德不观兵。……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之务利而辟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遵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这段劝谏之词，突出周先祖之德政，反对穆王以武力征服天下。再如《太史公自序》：“王后不绝，舜禹是说；维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陈杞，楚实灭之。齐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陈杞世家。”陈国的根在舜，杞国的根在禹，舜、禹的美德一直延续到他们的后裔。再看十二本纪的前四篇，《五帝本纪》上古五位帝王都是以德治天下的表率，《夏本纪》重点表现大禹之德，《殷本纪》以德政之有无贯穿始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殷王朝五次大的兴衰，《周本纪》突出表现文王、武王、成王、周公的仁德，这些都是德政时代的典范。相反，残暴如桀、纣，不能以仁德治理天下，导致国家灭亡。
汉代立国之后，我们特别注意“文景之治”，尤其是孝文帝。《孝文本纪》：“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孝文帝实行一系列德政政策，天下安然。大臣劝谏早立太子，他以“不德”推辞；天上出现日食，他以“不德”自责。他把农业视为国家根本，下诏曰：“农，天下之本也，务莫大焉。”还下诏曰：“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不能谕吾内志，以重吾不德也。”把天下不能安宁的原因归于自己“德薄”。他的遗诏仍然如此：“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离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文帝从自身之德出发，极力提倡节葬。司马迁在篇末这样评价文帝：“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这是对汉代帝王政治评价最高的一位，闪耀着德政思想的火花。
“德”不只是德政，也包括个人品德，这是人性中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体现。无论上层还是下层人物，司马迁也都注意他们的德行。如李广仁爱士卒，张释之忠厚善良，漂母以饭赐韩信等，都是有德的表现。即使游侠、商人，司马迁对他们的德行也予以肯定，如《游侠列传》记载朱家等人的侠义行为，言必信行必果，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但“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货殖列传》说：“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而残暴、虚伪、奸诈、逐利等行为，都是“德”的反面，如吕后残害戚夫人，李斯逼死韩非子，酷吏义纵和王温舒的凶恶杀人等。司马迁笔下的各色人物，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德性的丰富资料。
大一统之“嘉”
大一统的思想贯穿《史记》。《太史公自序》自述世家体例：“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世家记载的是王侯贵族，他们的职责使命就是维护中央大一统。司马迁还对30篇世家写作原因进行说明。仔细梳理，有20篇用了“嘉”字。“嘉伯之让，作吴世家。嘉父之谋，作齐太公世家。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嘉《甘棠》之诗，作燕世家。嘉仲悔过，作管蔡世家。嘉彼《康诰》，作卫世家。嘉微子问太师，作宋世家。嘉文公锡珪鬯，作晋世家。嘉庄王之义，作楚世家。嘉句践夷蛮能修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践世家。嘉厉公纳惠王，作郑世家。嘉鞅讨周乱，作赵世家。嘉武佐晋文申霸道，作魏世家。嘉厥辅晋匡周天子之赋，作韩世家。嘉威、宣能拨浊世而独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嘉游辅祖，作楚元王世家。嘉肥股肱，作齐悼惠王世家。嘉参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国世家。七国叛逆，蕃屏京师，唯梁为扞；偩爱矜功，几获于祸。嘉其能距吴楚，作梁孝王世家。”可以看出，“嘉”是关键的词语，司马迁所“嘉”之人，或是为大一统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功臣，如周公、召公、曹参等，或是大一统国家的维护者，他们能够“尊周室”“讨周乱”“宗周”“蕃屏京师”。周代和汉初分封诸侯，在当时具有其进步意义，司马迁肯定诸侯和世家贵族的积极作用，表现出深刻的政治思想。
有些虽然没有“嘉”字，但也包含大一统思想。如：“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天下未集，贾、泽以族，为汉藩辅，作荆燕世家。”“楚人围我荥阳，相守三年；萧何填抚山西，推计踵兵，给粮食不绝，使百姓爱汉，不乐为楚，作萧相国世家。”“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作留侯世家。”“六奇既用，诸侯宾从于汉；吕氏之事，平为本谋，终安宗庙，定社稷，作陈丞相世家。”“诸吕为从，谋弱京师，而勃反经合于权；吴楚之兵，亚夫驻于昌邑，以厄齐赵，而出委以梁，作绛侯世家。”“五宗既王，亲属洽和，诸侯大小为藩，爰得其宜，僭拟之事稍衰贬矣，作五宗世家。”其中有对大一统社会做出突出贡献的大臣和贵族，如萧何、张良等，还有“汉藩辅”“安宗庙，定社稷”的陈平、周勃等。特别是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一心拯救天下，目的在于实现王道统一。
这样看来，“世家”30篇的写作，都与大一统的社会密切相关。相反，如果诸侯不能维护大一统、甚至图谋不轨、搞分裂，就没有进入世家，被放入列传，如《淮南衡山列传》“太史公曰”：“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淮南王、衡山王搞分裂，不仅没有好下场，还受到世人的讥笑。
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在其他体例中也有反映。天子进入本纪，是天下共主，体现大一统，黄帝作为大一统的开始，其后虽有曲折，但总的趋势是大一统，一直到汉武帝。十表的共同主题亦是大一统，这从十表各自的主题和十表的历时性、阶段性和人物对象等方面都可得到证明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认为周代分封诸侯目的在于“辅卫王室”，汉初分封诸侯目的在于“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但是，“汉定百年之间，亲属益疏，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武帝采用“推恩”办法削弱诸侯王势力，“以蕃辅京师”。《惠景间侯者年表序》：“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国。至孝惠时，唯独长沙全，禅五世，以无嗣绝，竟无过，为藩守职，信矣。故其泽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数人。及孝惠讫孝景间五十载，追修高祖时遗功臣，及从代来，吴楚之劳，诸侯子弟若肺腑，外国归义，封者九十有余。”一方面肯定长沙王，一方面指出惠帝景帝分封王侯的条件和目的，大一统是宗旨。
《史记》对周边民族的记载，也体现大一统思想。《太史公自序》：“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葆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这些说明，周边民族也是中央王朝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也是维护大一统。
司马迁深知大一统来之不易。《秦楚之际月表序》云：“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正因此，司马迁对维护天下一统的诸侯王、贵族、功臣等予以肯定赞扬，反之则予以批评，态度鲜明，思想深刻。
“凿空”开拓
“凿空”一词，是司马迁对张骞通西域事件的高度评价，《大宛列传》云：“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
“凿空”，《史记集解》引苏林曰：“凿，开；空，通也。骞开通西域道。”《史记索隐》案：“谓西域险阸，本无道路，今凿空而通之也。”“凿”就是“开”的意思，如《河渠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张骞冒着生命危险，两次出使西域，经历千辛万苦，开通西域道路，体现了勇于担当、积极开拓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也说：“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说明张骞通西域带来双向效果，一是汉王朝与西域各国的来往得以实现，二是西域各国“欲观中国”，“外国由此信之”，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互相交往、互相信任。
与“凿空”相关的词语是“披”“开”。《五帝本纪》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夏本纪》记载大禹治水，居外十三年：“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黄帝的“披山通道”，大禹的“披九山”“通九泽”，“开九州，通九道”，与张骞“凿空”一样，都是非常具有开拓精神的。
汉朝开通西南夷也是历史上值得注意的大事。《平准书》说：“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这里也用了“开”“凿”词语。张骞“凿空”是汉朝打通往来西域的大门，司马相如等人则打通汉王朝往来西南的大道，正如《司马相如列传》所说：“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张骞、司马相如等，即是非常之人，做出非常之事，建立非常之功。他们都是积极开拓，促进了与周边民族的交往和交融，意义非凡。
如果从《史记》全书来看，处处体现着开拓进取的精神。如《五帝本纪》，黄帝作为人文始祖，播百谷，种草木，治五气，建国家，设官职，造屋宇，开创基业，此后颛顼、帝喾、尧、舜，继续开拓进取，使中华民族不断走向文明和进步。《秦本纪》《秦始皇本纪》记载秦人的发展历史，由伯翳、襄公始国、文公始大、穆公始霸、孝公变法、昭襄王“业帝”，直到始皇并天下，一步步发展壮大，成就帝业，也是开拓精神的体现。
透过以上五个词语，可以看出《史记》中的和谐思想、通变思想、德政思想、大一统思想、开拓进取思想等。《史记》中还有许多类似的关键词，如“兴亡” “天人”“民”“法”“礼”“智”“仁”“廉”等等，每一个词语后面都有非常丰富的思想和精神。《史记》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与当代社会有许多契合点，它是一根文化链条，将古与今、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起来。目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史记》中的许多思想、精神、智慧对于当今治国理政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
【注释】
①[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050页。
②习近平：《在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6月28日。
③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5月14日。
④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2月28日。
⑤习近平：《致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人民日报》，2015年8月23日。
⑥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8日。
⑦[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6页。
⑧[汉]司马迁《报任安书》，载[汉]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⑨张新科：《大一统：〈史记〉十表的共同主题》，《学术月刊》，200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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