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媒介时间形式是数字时代重要的感觉结构基础设施，通过主动设计和调整时间结构，可以塑造更为理性化的公共舆论空间。当前一些公众心态从“围观狂欢”到“价值理性”的“流量祛魅”不仅仅是单纯的心态转变，而是蕴含着媒介时间作为舆论基础设施的结构性作用。数字时代的流量时间结构体现出速度快、突发性强（节律弱）、相位同步。慢传播速度为反思性判断提供了时间容器，受众在“慢媒介”下不再简单地被极速信息流推着走。从“围观”到“评判”的转变，要求一种“降速”的传播环境。这使得情绪经过理性的“延宕”后转化为对内容品质的审视与评判，可以通过主动调整媒介时钟的快慢、节奏、周期塑造公众的心态，实现从情绪化到理性化的系统性转变。
【关键词】流量 情绪化传播 社会加速 媒介时间 时间治理【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在互联网长期以来造爆点吸睛、情绪化、后真相语境的“狂欢围观”下，公众往往扮演跟风转发、情绪站队的“围观者”角色，缺乏理性化的价值评判及传播。这种情绪先行、事实滞后的传播方式，不仅容易放大偏见、激化对立，也让公共讨论偏离问题本身，滑向立场之争与情绪宣泄。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出现一种“流量祛魅”的转向：流量明星巡演被质疑，一些地方也开始反思天价投入换流量是否值得①。公众的评判标准，正从“有热度”转向“有实力”、从“被包装”转向“要真实”。但祛魅只是起点，并不等于理性的公共讨论已经完全形成。如何使公众在公共讨论中减少情绪化传播、保持理性化传播，既考验个体的媒介素养与判断能力，也是舆论治理的现实难题。
理性化的难题与被忽略的时间维度
为何出现狂欢化围观大于理性化关注，主要的解释之一是流量逻辑批判。流量和表层注意力争夺带来的内容低俗化、情绪极化、数据造假等问题。一些网络文化内容质量越来越差、模式重复，使得公众产生审美疲劳。“流量至上”“流量造假”损害了公平、公正、透明的市场原则，破坏了正常的竞争机制，营造了产业繁荣的假象。这是对内容生产传播行业生态的戕害②。对流量祛魅的道德化审思强调需要提升公众或受众认知、审美水平，促进媒介社会的受众素养或理性觉醒。
在此过程中，有一个被忽视的维度：流量祛魅与媒介时间的关系。或者说，需要重视流量生成与祛魅的“时间转向”。一方面，媒介时间基础设施重构是流量祛魅不可或缺的向度。流量的生成和祛魅中，如何关联于媒介时间、如何利用媒介时间，是待深挖的薄弱环节。在关于“流量正义”“娱乐至死”、媒介资本的各种批判中，更重要的是谁在说、说什么、向谁说、怎么说，而不是“以何种时间说”。另一方面，媒介时间不是被社会文化或后现代性改变的结果，而是改变社会文化、公众情绪与流量逻辑的自变量。我们不仅被媒介时钟塑造，也可以通过主动调整媒介时钟的快慢、节奏、周期塑造公众的心态，实现从情绪化到理性化的系统性转变。
情绪化与理性化传播中的媒介时间
媒介时间中的速度：快与慢。速度是媒介时间的重要构成。现代社会的技术加速、社会变化加速和生活节奏加速，导致新的异化形式。大量研究用这一框架解释数字时代的文化问题，例如信息过载、注意力分散、情绪极化、浅阅读等。
互联网基础设施可以约束和改变其传播速度，并影响情绪化或理性化的信息传播偏向与实际效果。麻省理工大学苏鲁什（Soroush Vosoughi）教授等人发表在《Science》上的研究通过追踪12.6万条新闻证实，虚假信息的传播速度比真实信息快6倍，虚假内容更容易引发强烈负面情绪可能是其更容易被转发的重要原因。这种高速度的节律削弱了公众深度的理性化认知加工时间，使之更依赖于快速的情绪反应。心理学的双系统理论把人类的判断分为直觉情绪系统、理性认知系统两个系统。当信息传播的速度足够快，用户在接触信息后必须立刻做出反应（点赞、评论、转发），直觉情绪系统就会占据绝对主导，情绪成为判断的唯一依据；当信息传播的速度被放慢，用户有足够的时间思考、核实、等待更多信息，理性认知系统才会被启动，理性判断才会成为可能。当媒介的时钟把信息传播的周期压缩到以数天甚至数小时为单位，理性化的评判缺乏启动的窗口。慢传播速度则为反思性判断提供了时间容器，受众在“慢媒介”下不再简单地被极速信息流推着走。从“围观”到“评判”的转变，要求一种“降速”的传播环境。这使得情绪经过理性的“延宕”后转化为对内容品质的审视与评判。
媒介时间的节律：周期性与突发性。突发性与可预测性塑造集体行为模式，一个话题，如果以特定的周期长度周而复始地进入公众讨论则其具有强节律性。在无周期性的随机脉冲下，网络热点来得快去得也快，公众形成了“赶热点”的行为预期，否则就会错过热点而被舆论浪潮抛下。这种预期进一步强化了即时反应，没有人会为几天后就会被遗忘的热点慢慢等待真相，情绪化的围观和宣泄成为选择。有学者对新浪微博的研究证实，微博中的负面情绪不具有明显的周期长度，而无情绪或正面情绪则具有更规律的周期性及其周期长度（尽管这些周期长度的长短并无明确的倾向）③。国外研究人员Zarei等的仿真研究证实，突发式的高强度脉冲传播会让观点极化程度提升，观点多样性下降。这种时间结构生产了“流量至上”的媒介逻辑，只要能制造一个足够高的流量峰值，不管后续口碑如何，都能赚得盆满钵满。网红“一夜爆红又一夜凉凉”、直播单场破亿的后续高退货率，都是高强度的突发脉冲产物。当公众在短时间内被同一种高强度情绪轰炸，个体理性暂时悬置，不同声音被淹没，形成一边倒的极化舆论状态和情绪同步。这显示出有无周期的节律性对于情绪化、非情绪化的传播效用。
不规则的突发脉冲会制造持续的焦虑和不确定感，让公众始终处于应激状态，更容易被情绪支配；而规律、可预测的传播周期会带来安全感和控制感，让公众更从容地进行理性思考。随机对照试验表明，当人为干预并降低邮箱的周期性的信息检查的频率后，个体的生理与心理压力指标显著下降。此外，在可预测的周期性模式下，公众容易形成“热点不会永远消逝”的行为预期，不需要第一时间表态，从“抢着发声”变成“审慎判断”，从“情绪宣泄”变成“理性等待”。具有较低强度但高度规律性、持续性的内容，开始重新获得信任。规律性的时间节律带来的是可预期性和安全感，允许公众以平稳的心态去检验内容的真伪。当公众主动减少高强度即时刺激，转向规律性的深度内容时，他们正是在“通过改变节律强度”来削弱应激反应，为自发审视留出空间。
媒介时间中的相位：同步性与延迟性。相位是时间中的重要特征，表现两种信息运动、事件传播是否同步及其领先或滞后的关系。从社会学层面，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的“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理论指出，当人们在同一时间聚集在同一场所、共享同一种情绪时，会产生强烈的集体归属感和情绪共振，日常理性会暂时悬置④。同时间的同步性成为集体欢腾的主要条件之一。在网络媒体中，通过网络同步收敛，形成大规模的集体情绪。在流量和注意力的起落循环中，公众处于上升或下降的同步和同相位，这给受众带来基于时间相位性的压力，如若不在此时此刻关注这个热点就意味着“落后”了。相位同步中蕴含着个体的独立理性易被消解，转化为集体狂欢和围观的虚假流量。
时间的相位结构带来了同步性－异步性、领先－滞后的相位差。网络热点一出来，所有人第一时间围观和产生同步的情绪放大。而相位差打破了集体欢腾的情绪共振条件。不同用户在不同的时间点接触到事件，接触到的信息也不同，信息接触出现了显著的相位差。有学者的仿真研究表明：即使个体都是理性的，只要外部事件是同步影响所有人，就会产生稳定的观点极化；而只要打破同步性，让不同人在不同时间接触信息，极化程度就会下降 。其中显示出即使对于相同的信息、事件或相同的流量，其同步扩散或延迟扩散的相位关系有助于从狂欢、极化等状态转向理性、多样状态。具有相位差的传播下，公众可以看到不同的观点、不同的体验甚至反转的事实，就不会被同相位的情绪同步牵引。
社会加速理论将时间问题简化为“快慢”问题：所有的现代性问题都来自“太快了”，因此解决方案就是“慢下来”，例如慢生活、慢媒介、慢城市。这种“加速 / 减速”的二元叙事忽略了问题的重点不只是速度，而是时间的结构。网络传播的分析显示出速度、节奏、相位的三维框架。数字时代的流量时间结构体现出速度快、突发性强（节律弱）、相位同步。这一拓展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慢媒介”的尝试没有成功，因为简单地降低传播速度而没有调整节律性、相位差，只是速度慢了一点，但并没有完整地触及和改变旧有的时间结构，依然无法改变在旧基础设施上生长的公众讨论与公共舆论。
在情绪化和理性化之间：时间转向的理论反思与延伸
从被改变的媒介时间到改变和利用媒介时间。时间不是社会文化建构的背景，而是像道路、水电、网络一样的基础设施，它虽然不直接影响我们想什么，但从根本上影响着我们以什么方式思考、以什么方式感受、以什么方式与他人互动。将媒介时间视为因果力量并超越“社会加速”的异化批判，为重构理性化公共舆论场提供了新的干预路径。其关键在于：不仅仅呼吁受众、平台提高素养或批判自觉以抵抗“社会加速”，而是直接在基础设施层面将时间节律作为调节变量，通过改变时间底座来改变舆论的情绪化、理性化的传播特质。数字网络平台通过算法、技术、媒介制造的时间节律，正在成为新时代的时间基础设施。公众曾被网络传播场域的快速度、高脉冲、同相位节奏裹挟，而这些裹挟理性化传播之物也恰是重新找回理性的突破口。
价值理性的时间基础：理性化传播作为时间结构的产物。传统的启蒙叙事将理性视为人类的本质能力，将非理性视为需要被克服的缺陷。但理性和情绪并不完全是抽象的人性或道德品质，而是在特定意义上呈现为时间结构的产物。当舆论传播场中的时间结构不给理性判断留时间（短波长）、用高强度情绪淹没个体（高脉冲）、让所有人同时被集体共振击中（同相位），即使是理性化的主体也难免做出情绪化、从众的判断与反馈行为。当时间结构给出理性思考的时间与速度、让信息保持合理的节律、让不同声音以合适的相位差扩散，有助于公众作出更理性、更符合价值理性的判断。特定时代的感觉结构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由特定的基础设施生产出来的，媒介时间形式是数字时代重要的感觉结构基础设施，通过主动设计和调整时间结构，可以塑造更为理性化的公共舆论空间。
在流量时代，资本通过控制媒介时钟把传播速度调快、把节律改成突发脉冲式、把相位压到高程度的同步，以制造情绪共振、收割注意力、实现流量变现，通过操纵时间形式来影响公众的情绪传播和行为。在时间的建构性力量下，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媒介时钟来培育理性公共领域、减少网络暴力和群体极化。美国当代媒介理论家约翰·杜翰姆·彼得斯指出，媒介最根本的权力不是内容的权力，而是组织时间和空间的权力。或者说，后勤媒体（logistical media）通过校准时间来治理空间⑤。流量祛魅昭示了时间结构作为数字时代深层的权力介质。资本通过控制速度、周期性和相位差实施“时间规训”；而公众在时间维度上发起“微观抵抗”。这要求传播学将“时间调节”纳入治理理论，认识到在“传播什么”之外调控“何时传播”与“以何种时间形式传播”的重要性。
社会加速/减速的很多批判研究最终走向“慢生活”“慢传播”的文化抵抗，呼吁大家少看热点、回归生活，这种个体层面的抵抗在系统层面的时间结构面前是略显乏力的。由此可提出时间治理（temporal governance）的范式。时间不是只能被动接受，也不是只能通过文化抵抗来应对，而是可以被设计、被调整、被治理的变量。系统性地调整传播时间结构的三个维度，从而主动生产更健康、更理性的公共讨论。时间治理通过调整传播的时间结构，从基础设施层面为理性创造条件。时间治理比内容治理更温和、更隐形，它不直接干预人们说什么，而是通过调整时间基础设施，让理性化传播自然生长，促进流量祛魅。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振荡的琴弦：社交媒体舆论话题周期变化与调节研究”（项目编号：24FXWB03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人民锐评：我们正经历一场流量祛魅》，人民网，2026年6月24日。
②苏宏元：《“唯流量论”的危害及应对》，《人民论坛》，2019年第33期。
③徐翔、杨航宇、徐舟爽等：《社交网络的情绪波动周期性及应对策略 —— 基于新浪微博样本的大数据分析》，《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10期。
④[法]涂尔干著，渠敬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⑤[美]约翰·杜海姆·彼得斯著，邓建国译：《奇云：媒介即存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
责编/李一丹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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