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军长征不仅是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特色标志。长征精神的形成，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深度结合，其生成逻辑内嵌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之中。长征精神不仅是支撑革命胜利的心理契约与组织黏合剂，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资源与内生动力。在从领导革命到长期执政的历史进程中，长征精神完成从“革命利器”到“治国理政动力”的转换，为解决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条件下的风险挑战提供深层的文化基点。
【关键词】长征精神 历史意义 时代转化 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D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18.002
【作者简介】朱昔群，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政党理论和政党建设，主要著作有《政党科学与政党政治科学化》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在我们党、国家、军队发展史上具有十分伟大的意义，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1]伟大长征铸就伟大长征精神，这一精神熔铸于中国共产党人血与火的革命征程，凝结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绝境中自我革新的历史经验，构成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独具标识性的精神坐标。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把握长征精神的生成逻辑、深刻内涵与时代转化，对于我们赓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长征及长征精神的生成条件
革命转折与生存压力的双重挤压。长征是我们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艰难的抉择。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不仅是军事上的困境，更是政治路线的深层危机。
长征前的中国革命，面临着三重结构性矛盾的叠加。其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城市中心论”与中国农村革命现实之间的路线冲突；其二，国民党政权在取得相对统一后，对各根据地实施的“堡垒主义”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其三，中国共产党内部在政治、军事、思想和组织上的分歧。这三重矛盾的交织，使得中国革命在1934年面对严峻考验。
长征的被迫启动，本质上是一场中国革命道路的重新认识和重新选择。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教条主义者奉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方针，放弃毛泽东同志等行之有效的运动战与游击战策略，导致红军在物质条件与兵力对比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与国民党军队进行硬碰硬的消耗战。这种军事路线的失误，迅速转化为政治信任的危机——广大红军将士与苏区群众开始质疑：为何遵循“国际指示”反而导致革命根据地的丧失？这种质疑直接动摇当时中央领导的威信。
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在于，被迫的战略转移反而为中国革命开辟新的可能性。长征历时两年，转战十四省，进行大小战斗六百余次，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高山险峰，穿越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极端环境，恰恰为长征精神的生成提供悲壮而坚韧的历史底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2]在敌我力量悬殊、环境极端恶劣的条件下，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诠释“革命理想高于天”[3]的信仰力量，这种精神在常规政治环境中很难生成，唯有在“极限实验”式的历史场域中，方能淬炼出如此纯粹的集体意志。
领导核心确立和理论自觉。长征精神的灵魂，在遵义会议中得以成型。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问题。这次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盲目遵循国际指令，转向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遵义会议“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4]这一重要论断，精准概括遵义会议在党的思想建设史上的里程碑意义。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重大决策往往受制于遥远的莫斯科指令，而这些指令常常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遵义会议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由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与领导核心问题。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品格，从此融入党的血脉，成为长征精神最深层的理性内核。
危机情境往往成为权威重构的契机。当既有领导无法化解生存危机时，组织内部便会形成对新的领导权威的强烈需求。遵义会议开始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是危机状态下组织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展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证明其思想路线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逻辑。这种在实践检验中确立的领导权威，具有深厚的党内认可和支持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遵义会议实现党的第一次历史性“思想自觉”。这种思想自觉，包含三层递进性内涵：第一，对既有错误路线的深刻反思与坚决纠偏，即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做法和思路已走到绝境；第二，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摆脱对外部力量的盲目依赖；第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制定新的战略决策。这三层内涵共同构成长征精神中“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源头活水，也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在极限环境下的群体精神重构。长征途中的自然环境与敌情共同构成一种独特的“极限生存实验”，这种实验场域对群体心理的重塑，是理解长征精神生成机制的关键。从赣南闽西到陕北黄土高原，红军将士经历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的艰苦卓绝：雪山草地的严酷自然条件、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内部路线分歧的激烈博弈，以及物质供给的极度匮乏。
极端压力环境往往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群体心理效应：要么导致组织涣散与集体崩溃，要么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与忠诚度。长征显然属于后者。其机制在于，当个体面临生死存亡的极端情境时，原有的世俗利益计算被彻底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对超越性价值的强烈渴求。红军将士之所以能够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心中怀有“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5]的崇高信念。这种信念将个体的牺牲转化为集体的信仰，将个体的脆弱熔铸为组织的坚韧，从而生成一种高度稳定的“政治忠诚”心理机制。
长征中的群体心理重构，还体现在从“苦难共同体”向“信念共同体”的升华。在翻越夹金山、跋涉松潘草地的过程中，官兵一致、上下同欲的作风，打破传统军队的等级隔阂。指挥员与战斗员同甘共苦，高级将领与普通士兵一样徒步行军、一样忍饥挨饿。这种“共患难”的经历，极大地强化组织内部的情感纽带与身份认同。当毛泽东同志后来回忆长征时，特别强调这种在苦难中凝结的团结精神，这不仅是军事胜利的组织保障，更是长征精神生成的社会心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长征精神并非简单的“吃苦精神”或“忍耐精神”，而是一种在极限压力下迸发的创造性力量。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红军战士有“皮带煮着吃”的生存智慧；在通信设备落后的情况下，依靠侦察兵与群众情报网络，构建起高效的信息传递系统；在缺医少药的困境中，形成独特的战场救护与卫生防疫体系；等等。这种在逆境中激发的主观能动性，构成长征精神中“艰苦奋斗”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实践品格。
长征精神的主要内涵
长征精神是由多种价值元素构成的复合系统，其内涵丰富而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6]这五个方面构成一个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的精神体系，分别对应政治信仰、政治品格、政治路线、政治纪律与政治根基五个维度，共同支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大厦。
信仰之维。“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坚定信念，是长征精神的价值制高点。在长征途中，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与革命必胜的信念，构成强大的政治动员资源。政治信仰决定政治立场，正因为有信仰，红军将士才能对牺牲无所畏惧，才能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这种信仰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体现在血战湘江的不屈不挠、四渡赤水的智勇双全、翻越夹金山的勇往直前、跋涉松潘草地的守望相助之中。理想信念作为精神之“钙”，在长征的极端环境中得到最充分的检验与最深刻的彰显。
意志之维。“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是长征精神的人格标识。“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7]“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8]的诗句，生动诠释马克思主义政党面对自然极限与军事围堵时的蔑视态度与必胜信心。这种意志不是鲁莽的匹夫之勇，而是建立在对历史规律深刻把握基础上的理性坚定。红军将士深知，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是正义的，是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因此能够超越个体生命的局限，将牺牲视为通向胜利的必经之路。
路线之维。“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是长征精神的理性内核。遵义会议所确立的独立自主精神，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模式，标志着我们党开始成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这种路线之维强调，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要由党自己根据中国的实际来作决定。实事求是的精神从此成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贯穿于此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
纪律之维。“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组织原则，是长征精神的制度保障。长征是一场涉及多支红军部队、多个战略方向的宏大军事行动，没有铁的纪律和全局观念，就不可能实现最终胜利。面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朱德同志、刘伯承同志等一大批红军将领，旗帜鲜明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体现全党全军“一盘棋”的大局意识。这种纪律之维不仅保证长征的军事胜利，更为后来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
群众之维。“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群众路线，是长征精神的根基所在。长征不仅是军事移动，更是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地区进行的一场最大规模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临走时，将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贫苦老人，“半条被子”的故事生动诠释中国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血脉相连的赤诚之心。这种群众之维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构成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传家宝。
长征精神的历史和世界意义
长征对组织的重塑。长征不仅保存革命力量，而且使我们党找到中国革命力量生存发展新的落脚点，找到中国革命事业胜利前进新的出发点。长征结束后的红军，规模虽减，但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骨干，构成此后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坚强柱石。长征的组织重塑，不仅体现在军事力量的保存与淬炼，更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原则的成熟与定型。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在长征途中得到充分的实践检验与理论升华。长征时期，我们党以坚定的组织自觉、严明的组织原则、强大的组织力量，重塑领导中枢、优化组织体系、捍卫团结统一，在一次次组织调整与坚决斗争中，筑牢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根基。
这种组织重塑的深层意义在于，其使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受到外部力量较大影响、表现出一定程度依附性的革命团体，转变为一个具有坚强领导核心、严密组织体系、高度政治共识的新型政党。从此，中国革命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展现出无穷的生命力与战斗力。
长征中军事思想的跃迁。长征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战演练场，其证明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灵活战略战术，可以实现对物质力量对比的超越。遵义会议首先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纠正“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恢复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一系列经典战例，都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光辉典范。四渡赤水战役尤其体现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在敌我兵力对比极为悬殊的情况下，红军以少胜多、声东击西、灵活机动，彻底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些军事实践有力证明，中国革命斗争如果生搬硬套外国经验与教条公式，必然会导致革命事业屡遭挫折。
从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角度看，长征中的军事实践，实现从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正规战”“阵地战”向“运动战”“游击战”的战略转型，重新确立“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略主动权思想。这种军事思想的跃迁，不仅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更为后来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提供宝贵的战略战术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相结合的里程碑。
长征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再造。长征赋予现代中国人一种“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政治人格，这种人格是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心理基础。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社会呈现出涣散、分裂、无力的精神状态。长征以铁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有能力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长征锻造一种新型的政治伦理：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将民族解放置于个人生死之上，将理想信念置于物质享受之上。这种政治伦理与中华传统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相衔接，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需求相契合，为现代中国提供强大的精神凝聚力与价值导向。
长征精神具有超越意识形态的普遍性价值。长征被西方观察家誉为“人类精神的丰碑”。埃德加·斯诺、索尔兹伯里等人在其著作中，均以震撼的笔触记录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空前苦战”。[9]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红军长征是20世纪最能影响世界前途的重要事件之一，是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
一方面，长征精神具有更强的现实穿透力。西方史诗多以个人英雄主义为核心叙事，讲述个体在命运捉弄下的抗争与回归；长征则是基于集体主义和现代政治信仰的真实叙事，讲述一个组织在绝境中通过自我革新实现重生的历史。长征打破人类体能与意志的极限，证明人类意志可以在特定组织动员下超越物质匮乏，为全球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一种关于“意志动员”与“逆境突破”的心理范本。另一方面，长征精神打破西方叙事中的“东方偏见”。近代以来，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长期将东方民族描绘为“一盘散沙”、缺乏组织能力与集体意志。长征以铁的事实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不仅能够形成高度统一的政治意志，而且能够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历史奇迹。这种民族精神的再发现，极大地提升现代中国的国际形象与文化自信，为发展中国家探索自主现代化道路提供重要的精神参照。
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
将历史资源转化为治理效能。在和平建设年代，长征精神不再体现为“雪山草地”的物理跨越，而体现为对改革开放格局的战略突破。在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中，这属于“意识形态赋能”——通过弘扬长征精神，中国共产党能够动员社会力量，克服改革阻力，将历史资源转化为当代治理效能。
在政治认同方面，长征精神作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革命文化，是当代中国政治体系和政治价值形成的重要精神源泉；在组织凝聚力方面，长征精神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源头活水。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理想信念为魂的信仰文化，是以团结统一为本的组织文化，是以鲜明导向为引的实践文化。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长征精神所体现的“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组织原则，对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具有直接的现实指导意义。
应对长期执政条件下风险挑战的清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10]面对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时，长征精神中的“自我牺牲”和“艰苦奋斗”是最好的清醒剂。
从政党治理的角度看，长征精神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对长期执政条件下风险挑战方面，具有特殊的功能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11]长征中所蕴含的忧患意识与艰苦奋斗精神，是抵御奢靡之风、确保党在执政条件下不脱离群众的“精神镜鉴”。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要居安思危，越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长征精神所体现的“不怕任何艰难险阻”的斗争品格，为党在新时代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长征精神中的“独立自主”品格，对于当前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历史进程，与长征精神中“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脉相承。面对外部势力的技术封锁与战略遏制，发扬长征精神就是要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长征精神遗产在当代的实践转化。长征精神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在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的推动力。在脱贫攻坚与乡村全面振兴方面，长征沿线省份利用“长征带”效应，将红色资源与绿色发展相结合，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这是长征精神在当代的生动实践。
在红色资源转化方面，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将散落在长征沿线的红色资源串联成线、集成发展，使长征精神的历史资源有效转化为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效能。各地深入实施“重走长征路·奋进新时代”党性教育计划，将红军长征期间的革命文物、重要地标串联起来，打造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现场教学系列课程，助力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在党性教育方面，长征精神是一本生动教材。通过参观长征纪念馆、瞻仰革命遗址、聆听红色故事，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认识，进一步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
长征精神在全球治理视野下的特殊意义。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长征精神为中国处理国际复杂关系、应对外部极限压力提供韧性支撑。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加速变革，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在这种复杂形势下，长征精神中蕴含的“不信邪、不怕鬼”的斗争品格，正是中国外交自主性与战略定力的文化底色。长征精神所承载的理想信念，指引着中国在复杂国际格局中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全球治理层面，中国不照搬外国模式，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这种发展道路的选择，与长征精神中“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具有深刻的历史连续性。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其精神底蕴中都蕴含着长征精神所昭示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追求与“不畏艰难险阻”的奋斗精神。
结语：永不落幕的史诗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血脉中流淌的政治基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民族精神品格的集中展示。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组织和精神上走向成熟的伟大跨越。长征的胜利，不仅保存革命的火种，更锻造党的灵魂，奠定了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精神基础。
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中，长征精神完成从“革命利器”到“治国理政动力”的华丽转身：从对雪山草地的跨越，到对发展难题的突破；从对枪林弹雨的穿越，到对改革深水区的挺进；从对外部围剿的突围，到技术封锁的超越。只要我们坚守这份精神支柱，就没有跨不过的“泸定桥”，没有翻不过的“大雪山”，没有攻不下的“腊子口”。
“此生留得豪情在，再作长征岂畏难。”[12]伟大长征精神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现在和未来。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只要我们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发愤图强、奋发有为，就一定能把革命前辈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长征精神将永远指引中国共产党在变局中开新局，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书写新的史诗。
注释
[1][2][3][5][6][8][10]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3、4、8、8～9、4、10页。
[4][1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25、347页。
[7]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88页。
[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85页。
[12]秦建华主编：《老一辈革命家诗词鉴赏辞典》，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页。
责 编∕肖晗题 美 编∕梁丽琛
The Historical Inheritance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Long March Spirit
Zhu Xiqun
Abstract: The Long March of the Red Army was not only an extraordinary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military affairs, but also a distinctive symbol in the spiritual spectru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formation of the Long March spirit originated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t basic principles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nd its formation logic was embedded in the intense changes of China's political landscape in the 1930s. The Long March spirit is not only a psychological contract and organizational adhesive that supports the victory of the revolution, but also a spiritual resource and dynamic driving force for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from leading the revolution to long-term governance, the Long March spirit has completed a paradigm shift from "a revolutionary weapon" to "a driving force for governing the country", providing a deep cultural basis for addressing risk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Marxist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ir long-term governance.
Keywords: Long March spiri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ransformation of an era, political culture
